劳作。寒冷的冬季，温饱难以为继，生活十分艰难，丧失粮食来源的樊纲要靠家里接济。没有亲人、朋友的关心，樊纲在陌生和孤寂的环境中思索着自己的人生，唯一能慰藉他的，只有50里外县城里的表哥。
正是这种环境上的转变，命运之神再一次向樊纲伸出双手。由于地处偏远，政治影响较小，“右派子弟”身份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淡化，反而因为自己是北京来的知青，他还受到了些许特殊的关照，又加上堂哥的帮助，不到1年的时间，樊纲被安排在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艺创作工作，从而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读书学习环境。樊纲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充实着自己。
1977年成为被“文革”耽误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春天，这一年，中断长达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
随着“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大批错案冤案的平反，知识分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570多万名考生参加考试，其中有27万余人如愿以偿。由于时代的错位，考生年龄相差20多岁，出现了中国教育史上奇特的“与叔叔阿姨同班学习”的现象。
不过，高考的恢复标志着文化断层的续接，在老77、78届中，涌现出大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杰出人才。
24岁的樊纲参加了当年的高考，顺利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开始了他的经济人生。青少年时期的“皮肉之苦”和精神压力与探索使樊纲丰富了阅历，而且得到了意志上的磨炼。在艰难时刻，也许并不清楚未来的去向，但是他丝毫没有放弃学习和求知的热情。由于对文学的热爱，他搜罗到了一切可以找到的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兵团战士报》上一首小诗的发表更是激发了他对文学的极大热情。然而，在樊纲看来，搞文学创作不一定要念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是文学理论，而他对此并不热衷，所以也就放弃了以之为专业的念头，而是选择了更为实际一点的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