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负老百姓不懂专业的味道。蔡先生的意思很明确，不应该进一步放任中国金融业的道德风险。否则，长此以往将不可收拾。对于此类反对意见，央行行长周小川这样解释说：“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注资，是国务院作出的决定。作出这个决定的程序事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酝酿、研究和论证。程序研究论证过程包括国务院的法制主管部门找了法律方面的专家，以及人大专门委员会中负责和研究的重量级人物。
因此，这个程序应该是符合我国现行法律和有关规定的。”《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答记者问》，http：//cn.news/040311/55/20mad-10.html接着，他也谨慎地肯定了这次注资在技术上的可行性。不过，透过周小川对这次注资空前慎重的心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金融改革的主导者们对可能引发的争议早已提前预知。而在提前预知种种激烈反对声音的情况下，中国金融改革者们仍然发力向前，这就只能说明，他们的处境实际上已经相当艰困。所谓两害之中取其轻，可能正是中国政府在这一次注资决策中真实处境的写照。对于中国金融改革的两难处境，**表达得更加坦率。在2004年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上，当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问到这一次注资的问题时，**说：“……我是善于说老实话的。在这两方面，我确实也不太放心，但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次改革对于我们来讲，叫做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采取这样有力的措施，确实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我们必须下大的决心来保证这次改革的成功。”《国务院总理**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全文)》，http：//news.cn/c/2004-03-14/19423022512.shtml好一个“输不起的实践”，将中国金融的困境及决策者的危机感刻画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无论是这一次注资还是以后我们将会看到的更加重大的改革举措，都将是中国金融改革者们在布满陷阱的改革之路上奋力向前的见证。在这个意义上，不管这一次注资存在多少争议，都应该是一种积极的事态发展。毕竟，我们已经听到了轮子转动起来的声响。
这种积极的声音在大病初愈的中国资本市场上也清晰可闻。就在国务院决定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务院在2004年1月31日又发表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老实说，这个“意见”在时机上的敏感和出台的规格，都让我们不安地联想起了1999年的人民日报社论。虽然这个“意见”在遣词造句上已经具备了非常专业的色彩，但其鼓吹政策牛市的强烈愿望仍然依稀可辨。有媒体披露，中国证券市场的主管部门在游说国务院出台这个文件的过程中功不可没。站在证券主管部门的角度，在投资者几近绝望、证券中介机构亏损累累的时候打气鼓励，其用心可表。但是，在市场基本建设(比如全流通问题)以及外部环境(比如舆论监督问题)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改善之前，出台这种利好，就可能仍然是新包装下的旧事物，也很难避免“用化解风险的方式积累风险”的老错误。以个人之见揣度，国务院的这个文件恐怕还有更深的用意。比如搞活证券市场以呼应几大国有银行的上市。从扭转中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畸形的比例来看，这样做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诚如前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配套措施，银行风险就可能被转嫁而不是被分散到资本市场。其中悖谬，不能不防。但无论如何，与以前所有高规格的利好相比，这个“意见”都装备了更市场化的思路、更现代的监管思想。显然，这凝聚了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剧痛之后的反思。也因此，它值得我们驻足凝视。在2004年刚刚开始的第一个月中，中国金融领域就相继出现了南方证券的接管、建行和中行的注资以及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大事一桩接着一桩，颇有点让人目不暇接。这既说明中国可能进入了又一个金融风险的高发时期，也同时说明中国的金融改革可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全面的发动阶段。对于中国的经济管理者来说，这可能的确是一个难以抉择的艰难时期。化解风险自然是当务之急，但在中国，化解风险的手段往往就意味着风险的进一步集聚。这是行政性市场经常出现的路径困局。不过，凭借中国改革者高度的紧迫意识和在金融改革上多年来的知识及经验积累，我们宁愿相信，中国金融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脱壳而出。风险迫近之时，可能也正是际遇降临之际，所有的大时代都具有这种令人紧张而又兴奋的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