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中国证券市场外部的权力分配结构。舍此并无其他的捷径。
中国证券市场与国有企业：一个历史的迷误抑或是另外一个借口？
谈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我们就特别需要谈到中国股市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因为这里面充满了迷误。
在谈到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时,许多观察家尤其是海外观察家几乎都一致认定,国有企业是造成中国证券市场当前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梁定邦先生在近期的一次谈话中,就将国企问题列为第一项。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就像我们在上面已经论证了的那样，中国证券市场是服务和服从于转型期的“利益再分配”逻辑的。如果国有企业上市筹资是这种“利益再分配”的一个目标的话，那它也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次要的目标。或者说，它只是掩护“权力”进行“利益再分配”的一个借口(所谓社会保障的需要也同样)，一个达到主要目标的手段。事实上,明确提出股市为国有企业融资的政策也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在1998年明确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政策目标之前，这种声音在证券市场中一点都不响亮。1998年之后，由于国有企业脱困已经具有了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强制性，中央政府对股市的依赖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盘踞在股市中的各类权力资本自然非常乐意迎合这种需要，以为股市争取更大的合法性，拉大旗，做虎皮。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为国有企业筹资才成为“维持中国证券市场现状”的另外一面更加神圣的旗帜。不管这个目标是否神圣，到目前为止，它还仅仅是一面旗帜。
1998年以前，在国有企业上市趣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笑话：我们的钱根本用不完，之所以上市是因为政府觉得我们是惟一拿得出手的企业。1998年之后，这种笑话变成另外一个版本：为什么上市？骗钱呗!
我想要澄清的是，中国股市从来就没有“真心”把为国有企业筹资当成一个目标，有了这种动机，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服务当然只能流于形式。我想，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是在提醒大家注意，必须警惕下一个更加有“道德正确性”的口号：股市为社会保障服务。
什么是信用
——在一个普遍失信的社会中，你能期望中国股市单独成为信用的绿洲吗？
什么是信用?许多人都可以得出自己的解释。但在这里，我更愿意强调信用作为一种文化的意义。从文化上说，信用是指人们对成文契约和不成文契约一种普遍的、自动遵守的状态。所谓“自动的”是指，人们在守信时根本不需要复杂的算计过程，文化早就告诉他，这样做是好的，是成本最低的，是会得到报偿的。除去了这种复杂的中间计算过程的行为，就会成为一种习惯，而当这种习惯弥散于社会所有的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时，就会构成一种普遍的文化行为。作为文化上的信用，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自动，二是普遍。社会之所以要形成文化，乃是因为文化的行为是一种成本最低的行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人们都能借钱还钱，就省略了打官司的巨大的中间成本。
如果社会中的少数人(注意我强调的是少数人)不遵守普遍认同的文化规则，就必须有作为制度的某种强制性手段出面，使这些人受到惩罚，付出代价。以维护这种低成本的文化运行。很显然，强制性手段是作为文化的一种辅助手段出现的。它只针对少量的、不经常出现的违规行为。是一种高成本的运行方式。比如像银广夏、亿安科技这样的公司，只要有一个就够股民和证监会受的了。而与这种高昂的惩治成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你可能根本拿不回什么，他们早就打算破产了。哪怕你使用最严厉的惩罚措施，让它付出再高昂的代价。
必须明确，中国证券市场的普遍的失信行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只是中国社会文化在中国证券市场中的反映。你很难想象在一个讲求信用的社会中，会出现中国这样的证券市场，反之亦然。如果社会中与股市中都存在强烈的失信文化，其结果必然是它们的相互强化。
客观地讲，中国社会中的失信状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泛滥。这里面的原因非常之多。但我想指出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关键的少数”的失信。建立一种文化的最便捷的方式莫过于“关键的少数”的示范。所谓“关键的少数”就是指社会中特别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群体和人物。而中国恰恰在这里被导进了失信文化的陷阱。看看我们的社会里哪些集团和人物可以不讲信用吧。恰恰是那些国有企业，权力资本，恰恰是许多“成功人士”和“大人物”，恰恰是那些与“权力”有着各种密切关系的集团和个人。正是他们可以借债不还，可以该破产不破产，可以不讲信用而不受惩罚，甚至获得巨额奖赏。正是这批“关键的少数”的恶劣示范，才导致了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大面积的失信文化。“关键的少数”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关键的少数”的制度软约束。但这已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在精英分子都不对“失信”抱有耻辱感甚至沾沾自喜的时候，你能指望其他人恪守信用吗?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责任。最近的一个农村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个人之间的借贷非常流行，但失信情况却极其少见。这与我们主流文化中的失信趋势形成了鲜明对照。对此，中国的文化建设者们真的应该感到耻辱。
如果我们把正在讨论的信用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规则的话，那么在中国，信用就根本不存在重建的问题，因为它压根就没有过。在我们的文化中，你即使可以找到某种可以转化为现代信用的文化因素，但你绝对找不到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信用文化。因此，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不仅仅需要在股市里做修修补补的工作，更需要给全社会提供一整套公民文化。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公民文化才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最坚实的基础。这是一项长期和极其艰巨的事业，容不得我们有半点沮丧，文化的演进向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