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中旬的一天，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汇丰大厦内，一位知情人士以调侃的口吻向我们“发布”了几条有关券商狼狈处境的消息。其中一条颇为传神，一位大型券商的老总半开玩笑式的向他找生意做。荒唐的是，这位人士与券商业务几乎毫无关系，熟人而已。对于券商最新一次的“艰难时世”，我们虽然早已从逻辑上推论到，但以如此具有戏剧性和真实感的方式被证实，还是让我们颇感意外。
随后的几天中，有关券商资产问题的耸人听闻的消息陆续传来，很有点风声鹤唳的味道。显然，经过将近一年熊市反复折磨，6月的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处于极度焦灼和绝望的状态，人们一直在等待和猜测的某种破产事件即将水落石出。
许多人又一次在等待新的低点的出现。不过，在一起探讨行情时，还是有朋友脑筋急转弯，给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预测：会不会像“5·19”一样，发动一次危机行情？他进一步提示，深圳重组股已经有明确迹象。
果然，6月24日，行情爆发，深沪股市以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夸张的方式证实了这位朋友的预言。这种夸张，在历史天量和高达90点的跳空缺口中得到充分彰显。就中国证券市场内外交困的背景环境而言，这种夸张更像是一种虚张声势。所以，当市场人士半真半假的狂呼“井喷”时，在私下里，我们却一直将“6·24”讥之为一次“痉挛”。因为，这不仅是中国证券市场痛极之后的失常抽搐，而且还是一次目标明确的政府抢救行动。
从2001年10月的“暂停”到2002年“6·24”的“停止”，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变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意味着政府一次非常痛苦的抉择。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角度看，国有股减持进而流通都是中国改革所必须。而从社会保障资金需求的角度，国有股减持甚至是社会稳定所急需。对于这一点，政府似乎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政府最高领导人在多个场合不加掩饰地谈到过这个问题的急迫性。即便在国有股减持暂停之后，朱基总理仍然敦促相关部门要尽快拿出国有股减持的可行办法，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对于“暂停”的解释，朱基曾经强调：“本届政府期间不再考虑减持”，个中意义相当明显，国有股减持只是“暂停”而非“停止”。这证明，迟至2002年6月24日，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仍然相当坚定。减持的时间可以推迟，方式可以迂回，但大方向并没有任何变化。而“6·24”改变了这一切，从“暂停”到“停止”不仅仅是方式上的变化，而是方向上的转折。也就是说，政府曾经下大决心、花大代价要推动的国有股减持政策被彻底地“一风吹”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能够使政府朝令夕改呢？或者问，从2001年10月到2002年6月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政府对中国证券市场如此忧心忡忡，倍感不安呢？
2001年10月的“国有股减持暂停”被普遍认为是一次挽救券商的救市行为。但那时，市场新痛，券商及其他国有机构投资者仍然凭借着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惯性认识，以为只要政府出台一个利好政策，并辅之以时间的疗效，便可以从容地再次逃过一劫。而在政府方面，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以及可能引发的连带风险估计也相当不足。然而，市场并不像他们估计的那样听话，更不像“5·19”那样可以被玩弄于股掌。在这种情况下，券商以及其他国有投资机构迫使政府连出利好，从印花税到佣金改革，可以用的利好几乎全数用上，而在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银行资金从证券市场撤离的时间表也只好一再推迟。但多年积累的市场风险以及特殊利益集团在股市中“乱砍滥伐”所引起的信任危机并不会在短时间了断。于是，我们看到，在2002年6月，市场又一次逼近了所谓1500点的政策底部，而在这个底部之下，则是一个难以预测的金融黑洞，其势岌岌乎危哉!比起2001年10月，中国证券市场在2002年6月的恶劣形势了无改进，大量委托理财及机构资金越陷越深，银行贷款的回收已经变得遥遥无期，金融领域的系统风险一触即发。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2002年上半年才是中国券商以及国有机构投资者最痛苦的时候。这种痛苦由于时间的延续而逐渐变成了绝望。而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证券市场严重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政府也有了比去年市场刚刚开始下跌时远为清醒的认识。显然，这种清醒使政府大为惊骇。这就是国有股减持最终停止的真实背景。
如果人们对中国证券市场以及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