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交此人，故意诋毁”，不曾与人交往，对人家全然不了解，全是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主观想象，就在人背后飞短流长，说人坏话，故意恶意诽谤他人，诬人清白。这种人多半是无德行的小人，无学无识，又缺乏修养，既俗不可耐，又不能自知。
以上两种人，由于品格卑下，又无识无能，庸俗无聊，鄙贱无耻。既不能与之共事，更不可与之为友。立身端正的人，应与这类人划清界线。当然，如果他们知而能改，又当别论。
“漫无可否，临事迟回”，生活中有一类人，他们优柔寡断，畏畏缩缩，做事只知因循守旧，而不知应有创新，陈规当除。因此，他们既缺少雄心壮志，又没有什么实际才干，动手动脑的能力都差。遇事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喜欢推卸过错，不敢承担责任，不敢挑工作重担。因而，他们什么见解也没有，什么事也做不成，徘徊迟疑，犹豫不决，空老终身。
“不甚关情，亦为堕泪”，指生活中那类多愁善感的人，他们内心世界很丰富，也非常敏感，见花动情，闻风伤心，如病中的小女人，软弱憔悴。凡遇事情，不论与自己相不相关，都一副泪眼汪汪的样子，一种病中女儿态。
曾国藩对以上两种情况一言评之为妇人之仁。这个评断正确与否，贴切与否，精当与否，可以讨论。
但文中所指的两种类型之人，确是存在于生活中的，要与这种人交谈共事，的确很让他人为难。须眉丈夫，整天如小女儿一样忸怩垂泪，谁能长久持之？要这种人去办事情即，即没有意志、又没有头脑，全凭“夫君”做主，能有成就么？因而作者说不足与之论心。
以上几种情况，作者评为“时态”。我们知道，人的气质、个性、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终生不变的，一变俱变，因而曾国藩最后一句“三者不必定人终身”，足见他的客观公正。
中国古代对人的性格气质等都有所研究，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体系，多散见于各种著述之中。
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性格是不是一成不变呢？不是。
曾国藩体情察意，明确认识到性情气质不是固定永恒的，都是会有所变化的。更进一步来说，作者已经明确的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性情、人格情操、言谈举止，跟他的命运好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会决定人的终身命运。验之，可以发现，一个奸邪的小人却能身居高官显位，而一个正人君子却功名难求；贤相良将常常过早身首异处，巨奸大猾往往能够得享永年。
“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屡见不鲜，不算什么怪事，因为社会生活太复杂了，没有固定不变的公式。
“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
古人讲求学以致用，三种“时态”分析已毕，又该如何呢？知道了这个道理，那么在生活中则可以去发现那些为人真诚，不饰虚伪，勇敢果决，敢做敢为，立场坚定之士，与他们交朋友，共谋大事，可以成功。反之，则不可与小人交往，以趋吉避凶。
这实际上是衡量、检验、选择人的标准，以此来评判所遇之人，自然可以确定哪些人能成为亲密战友，哪些人能同甘共苦，哪些人只能敬而远之，以此来结交天下之士，可保无误。
但是不是就确保无误了呢？不是。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固然是识人，然而最困难的也是识人。
人与人各不相同，就像各人的面目都不相同一样。外形相似的人内心世界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古人常有“贤不可知，人不易识”的感叹。【智慧典例】鉴别人才，不宜武断
鉴别人才，不宜武断。人终有所长，就终有所用。用人者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其人的长处，使用其长处，而回避其不足。这于人于己，都是一件有功德的事。而人的缘分有尽不尽之时，因此也不宜刻意去追求每个人的长处。所谓“合则留，不合则去”，毋需再多言矣。
明朝人周文襄任江南巡抚期间，正值宦官王振当权，周文襄怕王振借机刁难，因此当王振兴建宅第时，周文襄事先要人暗中测量厅堂的大小宽窄，然后命人到松江按尺寸订做地毯送给王振作为贺礼。
由于尺寸大小丝毫不差，王振非常高兴，以后，凡是周文襄所呈报的公文，都在王振的赞同下顺利通过，江南的百姓因此蒙受福泽。
秦桧修建格天阁时，有个任职在江南的官员，想别出心裁，好好巴结秦桧，使用了类似的方法。由于绒毯的尺寸大小恰到好处，秦桧认为这名官员有意打探他府中**，非常生气，常借事斥责这名官员。
同样是呈献绒毯，结果却一怒一喜，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这是忠奸不同，所以各得其不同的报应。却不知，王振虽然骄横暴虐，但并不深沉，秦桧则阴险狡诈、心机重；王振喜欢招抚君子获致名声，秦桧却是怕遭谋刺，所以以小人之心严防众人，这才是结果不同的原因！
善于揣摩他人心思，如果不知进退，处理不当，则祸从中来矣。
战国时期，齐人隰斯弥去拜见田成子。田成子邀他一起登台远望，脸有沛然之色。看到三面视野辽阔，只有南面被隰斯弥家的树林子挡住了，可田成子却没有说什么。
隰斯弥回到家后，立刻派人去砍树，但刚动斧头，又传命停止。他家的长者奇怪他为什么翻覆举止？他说：“俗话讲：‘知渊中之鱼者不祥。’田成子将有所行动，如果事情重大，而我却表现出预知征兆，那就危险加身了。不砍树，还无罪；一砍，他就明白我知道他心中所想，那罪就大了，所以不砍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