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条例的良性刺激作用，使得1951年成为私营经济的“黄金时代”——当年全国私营企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11.9%，批发额和零售额分别增长了35.9%和36.6%；私人企业全年盈余达37亿元，比1950年增长90.8%。
但因为已经持续一年之久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新生的政权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增产节约运动于1951年秋开始在全国推进。这继而发展成“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当时，针对少数不良私营企业主违法行为采取的清查工作被扩大化，最后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1952年2月8日，重庆市民生公司召开了一次专门针对卢作孚进行批判揭露的“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后回到家，这位一辈子践行“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中国私营经济也在经历过短暂的复苏期后又陷入了漫长的低潮之中。
国和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财经吃紧，千家万户的生活状况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刘家四兄弟出生的新津县古家村是出了名的穷村，有民谣如此唱道：“肖坝子，古家槽，烂泥杂草长齐腰。锅里无米煮，灶里无柴烧，有女不嫁古家槽。”
对于刘大镛夫妇而言，虽然二人均为公职，但因为实行的是供给制，自然无法抚养五个孩子。为了维持生计，夫妻俩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得不从事开荒种地、采桑养蚕、帮人洗衣等杂活。后来，母亲郑康致又因体弱多病而辞去工作，刘家的经济状况更是日益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