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当初迁到陪都重庆的368家私营企业，有349家倒闭歇业，最后只有3家又迁回到东部。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惋惜地称，1937年以后的12年，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时期”——本来发育不良的中国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摧残，并被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挤到了旮旯里，中国经济也过早地结束了自由竞争时代而加速步入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垄断时代。
黎明前的黑暗
1945年12月8日，刘大镛和郑康致夫妇的大儿子——刘永言，在四川省新津县的农村出生了。
而刘永言出生的这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中国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但这场胜利并未给苦难深重的中国带来重生的曙光，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更大的浩劫。
首先是东北经受了一场“接收之劫”。
经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以及后来日本人的长期经营，到1945年为止，东北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越上海甚至日本本土，成为亚洲第一大的工业基地。据统计，在当年全国的工业总产值中，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其他地区只占到区区的5%，而东北地区竟然占到了85%。但在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的短短7个月内，苏联军队将这一切几乎洗劫一空。
其次是重庆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接收，更像一场如蝗扑禾般的大灾难。
在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随着日本投降消息的公布，大大小小的“妖魔鬼怪”仿佛一夜之间全部从地下钻了出来。他们通过抢占、偷盗、变卖、转移、藏匿等花样翻新的种种手法，大肆侵吞着日本人移交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