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道：“照礼，在甲子日和乙卯日不奏乐。知悼子的灵柩还在堂上，这比逢上甲子、乙卯日还要严重。师旷是掌乐的太师，不把这种礼节告诉国君，所以罚他喝酒。”晋平公问“你为什么让李调喝酒呢？”杜蒉回答：“李调是国君的近臣。为了吃喝，竟忘了国君的忧患，所以也罚他喝一杯。”平公又问；“那你自己为什么喝酒呢？”杜蒉回答；“我掌管膳食，没有尽到提供刀、匙的职责，却胆敢参与防止违礼的事，所以罚自己喝一杯。”平公说；“’我也有过失，倒杯酒来罚我喝。”杜蒉洗过酒杯，倒上酒举起献上。晋平公对侍者说；“如果我死了，一定不要废止举杯献酒的礼仪！”直到如今，凡是向国君和宾客献酒过后，就要举起酒杯，这叫做“杜举”。
【读解】
杜蒉以独特的方式来劝诫国君，使之知错能改，用心可谓良苦。春秋之士多聪明之举。诤言直谏固然可嘉，但未必都会取得好效果。“忠言逆耳利于行”，虽说是“忠言”，毕竟听来不顺耳呀既是忠言，又让人听来顺耳，岂不是更好。士人们在这上面煞费苦心，既体现了他们的智慧，又体现了对君主的忠诚，还富有戏剧性。研究中国传统智谋的人们，恐怕应该在这上面做点文章才行。
在注重实效，追求信念，讲究礼仪的前提之下，春秋士人也追求智慧和谈吐举止的高雅得体，这的确令人仰慕这种风气的形成始于何时，还不十分清楚，但在春秋时代已十分普遍。表达的道理要严正，具有征服力和穿透力，而表达的方式要精微巧妙，含蓄委婉，具有感动力和激发力。整个表达的过程像一出经过精心创意、构思、排练过的戏，富有戏剧性，既激动人。又耐人寻味。
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化，也是艺术的生活化，生活与艺术高度融合在一起，不分彼此。优游的生活方式，使士人们有足够的叫来培养和发展自己的某些专长。他们不必像政治家一样忙于权利之争、奔走游说、宴饮歌舞，不必像农夫匠人在自己的土地、作坊里辛勤操劳，也不必像军事家那样驰骋沙场。即使是读书，没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更没有数理化生物之类。他们拥有一种今人难以再拥有的东西——闲暇。这恰恰是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重要前提。
何时再能拥有可以用来发展心智的闲暇，对我们来说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我们的确对此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