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公在外打猎，骊姬把祭祀的酒肉在宫中放了六天。晋献公打猎回来，骊姬在酒肉中下了毒药献给献公。晋献公洒酒祭地，地上的土凸起成堆；拿肉给狗吃，狗被毒死；给官中小臣吃，小臣也死了。骊姬哭着说：“是太子想谋害您。”太子逃到了新城，晋献公杀了太子的师傅杜原款。
有人对太子说：“您要申辩。国君一定会辩明是非。”太子说：“君王如果没有了骊姬，会睡不安，吃不饱。我一申辩，骊姬必定会有罪。君王老了，我又不能使他快乐。”那人说：“您想出走吗？”太子说：“君土还没有明察骊姬的罪过，我带着杀父的罪名出走，谁会接纳我呢？”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子申生在新城上吊自尽。
骊姬接着又诬陷重耳和夷吾两个公于说：“他们都知道申生的阴谋。”于是，重耳逃到了蒲城，夷吾逃到了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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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晋献公派大夫士为为重耳和夷吾修筑蒲城和屈城，不小心，在城墙里放进了柴草。夷吾把这件事告诉了献公。晋献公反人责备了士芬。士芬叩头回答说：“臣下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愁必定变为仇怨。没有战事而筑城，仇敌必定来占领。既然仇敌会来占领，又何必那么谨慎呢？在官位而不接受君命，这是不敬，加固仇敌的城池，这是不忠。失去了恭敬和忠诚，拿什么来事奉国君呢？《诗》说：‘心怀德行就是安宁，同宗子弟就是坚城。’国君如果能修德行并巩国宗子的地位，有什么城池比得上呢？三年之后就要用兵，哪里用得着那么谨慎？”士芬退下来后作了首诗说：“狐皮袍于毛蓬松，一个国家有三公，我该跟从哪一个？”
到灾祸发生时，晋献公派寺人披去攻打蒲城。重耳说：“君父的命令不能违抗。”于是他通告众人说：“违抗君命的人就是我的仇敌。”重耳翻墙逃走，寺人披砍掉了他的袖口。重耳于是逃亡到了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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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僖公六年的春天，晋献公派贾华去攻打屈城。夷吾坚守不住，与屈人订立盟约后出走。夷吾准备逃往狄国，卻芮说：“你在重耳之后逃到狄国去，这证明了你有罪，不如去梁国。梁国靠近秦国，而且得到秦国的信任。”于是夷吾去了粱国。
【读解】
太子申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是骊姬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同时也是他所信奉的观念的牺牲品：既已知道罪魁祸手是谁，却为父亲的“幸福”而不愿揭露；出逃本可以成为一条出路，却以自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种悲剧性的人物多半只能在古代注重孝慈、仁义的氛围中才能找到，他们把自己所信奉的道德准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宁可自己含冤而亡，也不让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损于应当忠孝的对象。站在他们的立场之上，绝对不可能想到以牙还牙、以恶报恶，剩下的就只有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他人。
这样的行为虽然在今日不足以仿效，但其精神恐怕不应当过时；危难时刻想着他人，甘愿为他人作出牺牲。当然，这其中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所付出的牺牲，应当是有价值的，像中生为之牺牲的对象，在我们看来肯定是不值得的。实际上，他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完全可以既避过陷害，使搞阴谋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又以此来表明对父王的忠诚。
申生的悲剧使我们再次领悟到，心地过分善良纯洁，在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之中，往往会成为邪恶的祭品。恶的力量无害，这尚可以理解；而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恶在向我们进攻时，是不应当向它让步和妥协的。有时候，可以正面地、理直气壮地、大胆地反抗恶，有时候则可以凭智慧设法躲开恶，申生的两个兄弟——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正是这样做的。
他们两人比申生聪明的地方，在于明知自己没有过错，就完全没有必要代人受过，没有必要去做替罪羊，更没有必要自动成为阴谋诡计的牺牲品。既然父王的命令不能违抗，逃跑总是可以的。再说，他们俩固执己见，也未执迷不悟，听从了别人善意的劝告，在灾祸临头时注意保护自己。
公子重耳日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自然同他善于随机应变，不固守陈腐之见有很大关系。这使我们想到一条最实际的生存法则：适者生存。
为理想、真理、道义献身，固然可敬、高尚，值得赞颂。在没有理想、真理、道义可以献身之时，保存自己，认清身处的环境，从中得到自己应当得到的东西，的确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在人们为了现实利益而互相倾轧、勾心斗角的春秋时代，很难说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在混乱纷争之中如何保护自己，是人们首要关心的问题。“霸王”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大概正是认清了时势，并能积极主动地适应时势，从而成为强者。
强者不仅仅是善于适应环境，善于保存自己，同时也善于竞争，善于把握进取和退守的时机，该进则进，该退则退，不放过任何一次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这个法则，不仅在春秋诸霸的纷争中得到了证明，恐怕也应当说是由社会本身的发展所决定了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中的人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