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红楼梦》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诗化的艺术情境乃至复杂的思想意义，在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确实比《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高出一层，但它仍然是小说，是一般文人可以随意谈论的对象。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要求对与小说有关的一切进行历史考证，而像曹家故实、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当专门的的课题，不是任何学人都可以轻易问津的。新红学提升了红学的地位和水准，却也使红学越来越精英化了。无论如何，红学只是一门专业学术，谈红容易，研究红学却不容易。但４９年后，《红楼梦》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一度还出现了不少业余红学家、“工农兵红学家”。相对４９年以前红学主要是一些精英学者的专业研究而言，４９年后的红学具有普及性特点。
这一切首先与**有关。当代中国的两门显学“红学”与“鲁（迅）学”，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毛提倡的“红楼梦要读五遍”、“读点鲁迅”是主要原因。可以设想，如果毛以同样的态度谈论屈原，很有可能会出现“屈学”。１９７１年**事件后，毛顺口念出“折戟沉沙铁未消”一句，杜牧的诗马上就传遍全国。这就是他的影响力，何况是两度被他选中作为政治运动主题的《红楼梦》？
毛最早读《红楼梦》是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井冈山时期他还和贺子珍谈过林黛玉，延安时代也对茅盾表达过自己的红学见解。４９年后他搜集了２０种《红楼梦》的各种版本。１９５２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辩》改名《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新版，毛读过后的反应，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对该书批了若干问号，对《作者的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章中感叹身世、情场忏悔等观点明显表示不赞成。“**读俞平伯这本书，是在李、蓝文章发表之前，或之后，还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无论在此前还是此后，他把《红楼梦》当作社会历史乃至阶级斗争典型反映的思路是明确和一贯的，和‘新红学’不是一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比‘新红学’高得多。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一出来，引起他的重视，诱发他的兴趣，博得他的叫好，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４６）另一种说法是：“据说喜欢《红楼梦》的**读后，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后来便把俞后补为全国人大代表。”（４７）
毛对新红学的评价比对索隐派高，直到１９６４年他还认为：“《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４９）所以他开始对俞著有较高评价是极有可能的。但毛历来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注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观察文艺现象，早在１９３８年，毛就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说《红楼梦》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所以就文学的一般观念而言，李、蓝的文章显然更与毛一致，何况李、蓝的文章都引用了恩格斯、列宁、**的语录来批判俞平伯的主观唯心主义。加深毛的印象甚至激动毛的情绪的是，李、蓝“两个青年团员”的文章恰恰又受到毛一贯厌恶的“大人物”的阻拦，这令他不能容忍了。
从１９５４年运动开始的当代红学，有两个层次，一是旨在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工程之一，二是以新的文艺理论重新解释《红楼梦》。
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变革之后，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也要随之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对于**来说，意识形态的革命甚至可以先于、重要于基础层面的革命。１９４８年**称胡适是国民党“罪大恶极的帮凶”之一，４９年后认为胡适与蒋介石“一文一武”是人民的公敌。李、蓝文章发表后如何为毛所发现并以此作为批判“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缺口，这一过程需要档案材料的公开才能清楚，也许正是因为俞平伯红学研究与胡适的关系。但即使没有李、蓝的文章，清算胡适的运动也肯定要展开。所以５４年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和俞过不去，也不只局限于《红楼梦》研究及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是要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彻底清除胡适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为了保证运动达到预期目的，中央正式成立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主要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文化官员组成的级别不高的委员会主要在前台活动，真正掌握运动的是**。与此同时，中宣部精心设计了一个运动方案，确定了九个题目，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中国哲学史》、文学思想、《中国文学史》、考证在史学中的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红楼梦》的研究著作。一方面发动全国学者大规模参战，另一方面分工写作，每一个题目都是专门人员批判。差不多是责任到人。
这是不是夸张了？一点也不，在毛看来，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１９５５年２月，陆定一在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重要部署：从现在起，我们要进行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即以大约八年的时间，展开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运动，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使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懂得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
１９５５年３月１日，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其中说：“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会严重受阻。”（５０）
由于批俞是为了批胡，所以与后来历次被批判的主角比起来，俞个人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不但**在信中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态度”；林默涵在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５日中宣部内部会议上甚至具体地说：“俞平伯可以不作检讨，要坚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就因此给他减薪或把他扣起来。”（５１）郭沫若、周扬后来在批判发言中也附带地说了“开展学术的自由讨论”、“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谁都有权利，根据真理来作是非的判断”之类的话；但由于什么是真理是由**的最高指示来钦定的，而且运动的性质被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俞哪里还能坚持自己的错误？运动当然不会真的像毛、林公开说的那样温和，各种批判会上调门很高，李、蓝甚至在《走什么样的路》一文中把有关《红楼梦》的讨论说成“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俞不得不在急风暴雨中作了检讨，此后一度“交游寥落似晨星”，以至于１９８６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胡绳在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６５周年的纪念会上承认：“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１９５４年的那种做法既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与艺术的发展。”但考虑到从批胡风到批“四条汉子”，只要是**亲自发动的文化批判运动，被批判者都没有好下场，不但不再有发表文章、从事学术工作的权利，有的甚至生命不保，那么可以说与历次受害者相比，俞的命运确实太好了。只两年时间，中央领导人就为他在政治上平反；１９５６年评职称，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高级领导人的同意，俞被评为一级研究员，不久对给他配了助手校勘《红楼梦》。因祸得福的是，由于有了这一次运动的经验，此后的多次运动基本上没有俞的事。１９５７年“鸣放”期间他和其他老先生劝那些青年学生：“我们老头都不这么说，你们怎么这样说？你们一些话出格了，我们老头说不出来。”（５２）
俞平伯经受了运动的洗礼，红学也经历了转型。１９４９年以后，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切中外文学作品都要经历一个重新评价的过程，新的标准是作品的社会政治价值，但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价值又是难以确定的。王瑶曾介绍介绍说４９年后的古典文学研究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白居易、杜甫、《水浒》为代表，第二阶段以李白、陶渊明、《红楼梦》为代表。在前一阶段中，尽管大家理解的深度仍有不同，但那些作品的人民性是可以从字面上找到的，因此争论就不多；虽然很多问题也并未真正解决。目前似乎正到了第二阶段，这些作家和作品大家也以为是一定要肯定的，但对如何肯定就很有纷歧了；因为这些作品中的人民性的表现是复杂的和曲折的，需要作具体的和细致的分析，因此直到现在似乎还仍在讨论阶段。”（５３）白居易、杜甫、《水浒》要或反映人间疾苦或表现底层造反，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但李白、陶渊明、《红楼梦》这些既不能否定，但又没有确定的人民性、政治性的作品该如何估定？
如何评价《红楼梦》是学术界的事，政治人物关心的是如何改变整个学术思想，不同的目的之所以聚于《红楼梦》，是因为运动要达到目的就必须找一个具体的靶子、要有一个突破口。据林默涵说：“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底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如果不找一个具体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展开了。”（５４）周扬后来也特意指出李、蓝“不是抽象地提出问题，而是抓着了一个具体的对象，执行了尖锐的批评的任务。”
（５５）
正因此，评论５４年运动主要不是红学史的论题，但由于它毕竟围绕红学研究展开，并且运动的主旨之一是建立文学研究的新话语，所以它对红学的影响就极其深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最能解释古典的、非无产阶级创作的，是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札克时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作家世界观的胜利，它说明产生于过去时代的作品可以具有进步意义。这就是李、蓝的根据：“要正确地评价《红楼梦》的现实意义，不能单纯地从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世界观的落后因素，以及他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来作片面的论断，而应该从作者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的深度来探讨这一问题。”（５６）“《红楼梦》之所以能在创作上取得杰出的成就，就在于曹雪芹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和世界中的落后因素并不完全一致。”（５７）创作方法胜利论的关键是作品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这种反映在作品中的客观内容可以超越作者世界观的局限而揭示现实的本质。封建时代的社会本质，按**的一惯说法，就是地主官僚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以及人民群众的反抗。“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的生活内容，并进而涉及到封建制度的全部问题。作者真实地描写了这个阶级生活的基本特点：残酷的剥削，无情的统治，伪装的道学面孔，荒淫无耻的心灵。这些暴露和批判的本身有着充分的人民性。人们借此了解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本质，认识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引起强烈的憎恨，并进而全面否定了这丑恶的现实。”（５８）
总是描写具体人物、独特个性的小说为什么能负载这么多的政治内容？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论还有一条叫“典型论”，即文学人物的普遍概括性。《红楼梦》只写了一个贾府的罪恶与衰亡，但它概括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本质。塑造典型是现实主义不同于自然主义的根本特点。李、蓝以此反对局限于一家一姓的“自传说”：“造成《红楼梦研究》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所持的自然主义的主观的见解。但是，这种把红楼梦作为一部自然主义来评价，而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的见解，无非是重复了胡适的滥调。……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作品。”（５９）给李、蓝提供论据的是，胡适曾说“红楼梦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杰作”，俞平伯也说过“红楼梦底目的是自传，行文底手段是写生”。但其实，胡的本意是说《红楼梦》不是写帝王英雄而是写的平常人生，俞的“写生”是强调其生动写实，都不是贬义词。
李、蓝文章始终根据**对封建社会的的论断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强调《红楼梦》反映的社会内容与阶级斗争，坚决否认《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或如通常理解的爱情小说。“《红楼梦》出现在清代帝国的乾嘉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清王朝行将衰败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个时代的转换中崩溃了……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验中，已经预感到本阶级灭亡的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阶层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的必然原因。作者用这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画面勾画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
”（６０）与胡适等不同，李、蓝因为《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而对它评价极高，《红楼梦》不是康熙朝政治，更不是曹雪芹的自传，而“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对这一句加了密密的圈点，并从此形成了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的思路。
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现实主义的红学观战胜了新红学，并被推演到任何一种古典文学作品的评论之中。但奇怪的是，“历史论”并没有埋葬“自传说”，新红学的许多命题并未完全被运动的暴风雨荡涤。关于“自传”说，周汝昌当时就以鲁迅为支援委婉地肯定了“实录自叙传”，他的《红楼梦新证》认为曹雪芹的七代祖考和三代姻亲都与这部小说息息相关，把曹家与贾家直接联系起来。不同于胡适、俞平伯的是，周认为“自传说”非但没有降低小说的政治价值，相反是把小说与政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把红楼梦的研究由与社会政治结合引向与社会政治分家的道路，却不是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学识理论的有限水平上，努力寻找着红楼梦的社会政治意义，把红楼梦与社会政治更紧密地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