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计画，他想和我合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月刊，内容分论文、通信、遗著丛刊、版本校勘记等；论文与通信又分两类：(1)把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的，(2)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的。他愿意把许多《红楼梦》的本子聚集拢来校勘，以为校勘的结果一定可以得到许多新见解。假使我和他都是空闲着，这个月刊一定可以在前年秋间出版了，校勘的事到今也可有不少的成绩了。但一开了学，各有各的职务，不但月刊和校勘的事没有做，连通信也渐渐的疏了下来。
去年二月，蔡孑民先生发表他对于《红楼梦考证》的答辩。最奇怪的是，这个答辩竟引不起红学的重兴，反而影响到平伯身上，使得他立刻回复以前的兴致，作成这本书。当时平伯看见了这篇，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回驳的文字。同时他又寄我一信，告我一点大概；并希望我和他合做《红楼梦》的辨证，就把当时的通信整理成为一部书，使得社会上对于《红楼梦》可以有正当的了解和想象。我三月中南旋，平伯就于四月中从杭州来看我。我因为自己太忙，而他在去国之前尚有些空闲，劝他独立将这事担任了。他答应我回去后立刻起草；果然他再到苏州时，已经做成一半了。
夏初平伯到美国去，在上海候船，我去送他，那时他的全稿已完成了，交与我，嘱我代觅钞写的人，并切嘱我代他校勘。不幸我的祖母去世，悲痛之中，不复能顾及这些事情；虽是请人钞录，直等到近年底时方始钞好，我一点也没有校过。这时平伯又因病回国了，我就把全稿寄回北京，请他自校。现在出版有期，从此，我们前年的工作就得到一个着落，平伯辨证《红楼梦》的志愿已经达到一部份了。平伯将来如有闲暇，《红楼梦》上可以着手的工作正多，集本校勘实在是最重要的一桩。从将来看现在，这一部书只算得他发表《红楼梦》研究的开头咧！
平伯在自序上说这书是我和他二人合做的，这话使我十分抱愧。我自知除了通信之外，没有一点地方帮过他。他嘱我作文，我没有功夫；他托我校稿子，我又没有功夫。甚至于嘱我做序，从去年四月说起，一直到了今年三月，才因为将要出版而不得不做；尚且给繁杂的职务逼住了，只得极草率地做成，不能把他的重要意思钩提出来。我对他真是抱歉到极步了！
我祝颂这部书的出版，能够随着《红楼梦》的势力而传播得广远！我更祝颂由这部书而发生出来的影响，能够依了我的三个愿望：
第一，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从前人的研究方法，不注重于实际的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专欢喜用冥想去求解释。猜度力的敏锐固然是好事体，但没有实际的材料供它的运用，也徒然成了神经过敏的病症；病症一天深似一天，眼睛里只看见(忄童)(忄童)往来的幻象，反自以为实际的事物，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种研究的不能算做研究，正如海市蜃楼的不能算做建筑一样。所以红学的成立虽然有了很久的历史，究竟支持不起理性上的攻击。我们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虽是知道的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总是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们正应当善保这一点便宜，赶紧把旧方法丢了，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
第二，《红楼梦》是极普及的小说，但大家以为看小说是消闲的，所谓学问，必然另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和小说是无关的。这样看小说，很容易养成一种玩世的态度。他们不知道学问原没有限界，只要会做，无所往而不是学问；况且一个人若是肯定人生的，必然随处把学问的态度应用到行事上，所以这一点态度是不可少的。这部书出版之后，希望大家为了好读《红楼梦》而连带读它；为了连带读它而能感受到一点学问气息，知道小说中作者的品性，文字的异同，版本的先后，都是可以仔细研究的东西。无形之中，养成了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他们若是因为对于《红楼梦》有了正当的了解，引伸出来，对于别种小说以至别种书，以至别种事物，都有了这种态度了，于是一切“知其当然”的智识都要使它变成“知其所以然”的智识了，他们再不肯留下模糊的影象，做出盲从的行为：这是何等可喜的事！
第三，平伯这部书，大部份是根据于前年四月至八月的我们通信。若是那时我们只有口谈，不写长信，虽亦可以快意一时，究不容易整理出一个完备的系统来。平伯的了解高鹗续书的地位，差不多都出于我们的驳辩；若是我们只管互相附和，不立自己的主张，也不会逼得对方层层剥进。我们没有意气之私，为了学问，有一点疑惑的地方就毫不放过，非辩出一个大家信服的道理来总不放手，这是何等地快乐！辨论的结果，胜的人固是可喜，就是败的人也可以明白自己的误解，更得一个真确的智识，也何等地安慰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学问，也像我们一般的信札往来，尽管讨论下去。越是辨得凶，越有可信的道理出来。我们的工作只有四个月，成绩自然不多；但四个月已经有了这些成绩，若能继续研究至四年乃至四十年，试问可以有多少？这一点微意，希望读者采纳。我们自己晓得走的路很短，倘有人结了伴侣，就我们走到的地方再走过去，可以发见的新境界必然很多。发见了新境界，必然要推倒许多旧假定，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诤言，自然是十分快幸；然而岂但是我们的快幸呢！
顾颉刚 一九二三，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