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大家都有共同的游戏规则。 他们建立的一套秩序是以主流社会作为镜子的，但活法却是相对自由的。这其实是一种理想，也可以说是施耐庵的“白日梦”。
北宋末年，物质财富空前充裕，远远没有达到乱世民不聊生的地步。大家看看梁山上的一百零八将，有几位是因为填不饱肚子才上山的？！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官逼民反，但是除了为数不多的像林冲，柴进以及解珍，解宝兄弟等人那般的遭遇外，其实没有几个人真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比如“白衣秀士”王伦，原本就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着杜遷來梁山泊落草，这明明便是半个无赖了。而生活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带的方腊，他的造反纯粹是基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论，——皇帝合该轮流做：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所以单以官逼民反来为梁山好汉们的聚义做注脚，显然也是行不通的。正像前面说的，梁山好汉其实应该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如果有人以为我这是在替坐江山的人张本，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也没办法。如果皇帝还算清明，你把他赶下去自己来做，最多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这是何苦？！
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喜欢使用双重标准来看待造反。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实在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生存真理，也是中国历史的写照。但是，既得利益者倘若反过来去讴歌造反者，则颇为让人费解了。个中意味，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怪趣了。这是闲话。
因此阮氏三雄一开始造反时，干脆就打出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
“酷吏贪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算是他们有自知之明。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当不了皇帝，而且也不想去夺那个只能让他们身心不自在的鸟位。活阎罗阮小七在平了方腊后，将伪龙袍罩在身上，不过是觉得好玩而已，却差点惹来杀身之祸。他们本来就是因讨厌威严与强权而起身造反的，因此自然不屑于再去接受那套威权了。所以阮小七最后还是回到了蓼儿洼。
在阮氏三雄看来，做皇帝没有做好汉来得舒服。谁愿意做谁去做好了！
即便如此，后来在陈忱的《水浒后传》中，阮小七也仍然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还为皇朝的正统出了力。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