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漫向哪一方，那另一方就要失重了。
义理动摇了对法理价值观模棱两可的主流社会执法者的信念。细细探究起来，在中国，其实严酷的法理的筋脉，令人惊异的却正是富有弹性的义理！因此，执法者倘若勘不透这“义”字，他就将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
在襄助晁盖和宋江出逃的时候，朱仝与雷横所代表的法理的尊严，开始向“义”字方面倾斜了。这时候，他们与其说是在冒险，不如说是在寻求一种新的希望。
他们早已从森严的法理中，窥透了主流社会网络的破绽。从他们的作为中，可以看出主流社会的法理是多么的脆弱！
由此再深究，在以义理为深层基础的社会结构中，法理的作用真的能施展开来吗？当执法者本身就不把法理当作是一回事的时候，那么法理就很有可能被种种非理性的游戏规则所取代。正所谓盗亦有道。正统的也就未必就是合理的了。
说白了，在中国，在“义”字当头的文化积重形态下，任何缜密的法理，都可能是破绽百生的。以义作为文化精髓的中国人，从骨子里就是排斥法理的。这一点，可以从朱仝和雷横身上看得出来。
因此，在施耐庵的意识中，梁山泊对主流社会法理的反叛，实际上也就是偷天换日、移形换位而已。反叛者后来又重归于主流社会，也正是在义理名义条件下的妥协，而不纯粹是利益的均衡。从招安的角度来看，黑道所奉行的最高准则，其实也就是白道那一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梁山好汉眼里，皇帝是凝聚着法理与义理的权威，只有他，才能把黑白两道摆平。
在朱仝和雷横两人之间从白转黑的移位中，相比之下，我更欣赏雷横的愤怒。
那不是出于义气，而是孝道。雷横为人虽然有些不太坦荡，“虽然仗义，只有些心扁窄”。但是，他对孝道的执著，却不能不让人钦佩了。雷横朝着白秀英那一枷打下去，把自己所有的猥琐和半桶水的义气，霎那间全都打发了。
这时，我们看到了一条好汉。这条好汉不是因了几两银子与刘唐斗朴刀，私放晁天王与宋公明时报答小恩小惠时的雷都头，而是把孝道摆在了生命的巅峰。因此，雷横的杀身成孝，成为了水浒中一道不可多得的的亮色。这是闲话。
写到这里，忍不住又想起了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