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1608—1661年）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名采，字若采，明以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吴县（今属江苏）人，明诸生，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少有才名，喜批书，他所批《水浒传》成书于崇祯末年，把七十一回以后关于受招安、打方腊等内容删掉，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头领全部被捕杀的情节以结束全书。只因这一腰斩，加上他评点此书所持奇谈怪论，金圣叹遂成一时风流，声满天下。是怪杰，还是人杰？是始作俑者，抑或是敢为天下先？是非功过自有评说。《传世名著百部》在此将《金圣叹评点< 水浒传> 》全文送呈广大读者，并稍加解读，希图抛砖引玉，引出无数个敢发奇谈怪论的金圣叹。
《水浒传》不愧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书，因而“水浒”问世本身就是中国文坛的一大盛事。但尽管它是奇书，却又不是名正言顺的奇书，因为中国的奇书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儒家“四书”、“五经”，程朱理学，再就是充满道学气、儒家气的以“载道”、“传道”为宗旨的诗文词赋，小说不过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乃引车卖浆之徒之所操”。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既然有存在的理由，也必然会去争取发展的权利。《水浒传》亦是这样，它既然敢于问世，就敢于让世人去接受他。从李卓吾拍案高呼“水浒”乃发愤之作，到叶昼的不同凡响的评点，再到金圣叹颇具真人气息的奇谈怪论，《水浒》这部野语村言真是越来越奇，越来越怪，怪到须由政府封杀，列为禁毁一类，且倡言“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
毫无疑问，金圣叹读批《水浒》是中国文学史最具特色的评点之一，由此而招致的赞誉、诋毁也可谓铺天盖地，对于其是非功过的争论丝毫不亚于高鹗续《红楼梦》。金圣叹读批《水浒》在以下几点令人赞叹不已。
首先是批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惊世骇俗的思想见解。这些思想见解具有鲜明的近代甚至现代意义和特色，因而在暮气十足的晚明清初，不愧开风气之先，说他超越时代也毫不过分。金圣叹一生大半在晚明，这时是中国反理学的异端思潮泛滥时期，李卓吾、叶昼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生性好奇的金圣叹对李卓吾的学说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他的处世为人与李卓吾也颇有几分相似，说他们是同一道上的人，相信不会有什么疑义。基于此，金圣叹身处物换星移、改朝易代之际，饱尝家国不幸之痛，又遭遇文化的转轨重建，旧有的文化模式面对着怵目惊心的社会政治风暴，必然要接受严峻的挑战。
作为思想上的先驱者和文化上的敏感人，金圣叹与同时期的顾炎武、黄宗羲不约而同地抨击封建君主**的弊病，倡言隐约朦胧的民主理想。他的思想与顾炎武的恢复清议、黄宗羲的学校议天子是非鼎足而立，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一回里批道：“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臣民”的家天下时代，这句“乱自上作”，无异于石破天惊的一支利箭，猛烈地射向道貌岸然的统治阶层。老百姓并非是祸乱天下的根源，而“居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们才是祸国殃民的始作俑者。
结合后面卢俊义惊恶梦，梁山泊头领全部被捕杀的金氏式的结尾推理下去，乱自上作，官逼民反，而后是被迫铤而走险的草民被始作俑者捕杀，这又何异于齐宣王念“无罪而就死地”而“以羊易之”。前后一联结就不难得出封建**的家天下是“驱民之死”的万恶之源。金圣叹暗藏玄机的奇谈怪论，正是他思想敏锐、智慧超凡所在，这并非是那些说卢俊义惊梦是金圣叹认为造反的盗贼必然没有好下场所能明察的。不仅如此，金圣叹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阶层，乃至孤家寡人：“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即宋徽宗）。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岂可得哉！”（第一回），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本身就是个小人集团，腐朽不堪，糜烂至极，上梁既已不正，下梁岂有不歪之理，故“欲民之不衅，国之不亡，胡可得也。”
（第五十一回类批），于此可以肯定，说金圣叹仇恨农民起义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
金圣叹思想上所散发出的异端色彩不仅仅在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祸乱之根，万恶之首。更表现在他对虚伪的圣贤之道的挞伐，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而金圣叹则抓住要害说这不是议与不议的问题，而是敢议不敢议的问题，他在《水浒传》第一回的总评中批道：“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也，何用知其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也”。封建**压制群众言论自由，使百姓“道路以目”、缄口不语、而又大言不惭地谓之为“天下有道”。很明显金圣叹抨击圣人之道，主张“庶人之议”已经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很相近，而且谓之为“史”，这就使得这一思想具备了鲜明的近代、现代意识和特色，也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早期萌芽。金圣叹在倡言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主张文人的创作自由，即“操笔政”。
他在读批《水浒传》中借司马迁作《史记》大发议论“……下笔者，文人之事也。以一代之大事……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是文人之权矣，君相虽至尊，又乌敢置一末喙乎哉？！”将文人的创作自由与言论自由凌驾于君王将相之上，如此犀利的笔触，畅快淋漓的见解，从古至“金”，可谓绝无仅有。这种非君非圣思想与同时期黄宗羲那种金刚怒目式的批判君主**的言论并驾齐驱而当之无愧，说金圣叹是反**斗士、民主先驱也并非言之过激。
金圣叹思想的离经叛道还在于他对通俗文学地位的尊重，他不认为儒家的“四书”、“五经”就是圣贤至尊、天经地义，他把《左传》、《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合称“七才子书”，并对“水浒”、“西厢”进行颇具真人气息式的评点，让人耳目一新，境界开阔，领略了一片新天地。这样做仅仅靠善于发表奇谈怪论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勇气去冲破世俗的偏见和承受来自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