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该计划，他驱逐了巴莱特，此时基思已经离开了前线。于是，汉密尔顿又给伦敦的战争办公室打电话。因此，当基思到达法国的马赛港时，遇到了一位英国情报官员，这位官员迫使基思交出了那封信和记者证。
在紧急情况下，基思给澳大利亚总理费舍尔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的语言尖刻，并夸大了事实。他在信中指责英**官，说他们把年轻人投入了战争游戏，这些士兵忍受着**和精神的折磨。
基思原打算只把他的信给澳大利亚总理，但在伦敦，他将他的故事告诉了《泰晤士报》的一个编辑。该报的老板是洛德·诺思克利夫爵士，他于1908年买下了《泰晤士报》，成为最早的英国报业大王之一。他一直反对英国政府在达达尼尔的角逐，而这位记者的信，成为诺思克利夫用来向政府施加压力的工具。在诺思克利夫的鼓动下，基思将他给费舍尔的信的副本寄来了，并在诺思克利夫的授意下，变成了一份发给英国内阁的文件。这是一份非常有力的文件，经过英国内阁的讨论，认为基思的信虽然有一些错误，但必须采取某些行动以改善达达尼尔的情况。
尽管汉密尔顿将军力图证明这封信里所说的许多情况都是不真实的，但他还是被撤换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澳大利亚军队从这个半岛撤出了。
这一系列事件使基思在伦敦和澳大利亚都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最有名的作家西德尼·诺兰在描述加里波利的故事时说：“作为现代澳大利亚伟大的里程碑，是当时澳大利亚人都经历过的感人至深的事件。”80年代，默多克也曾资助拍摄了一部影片《加里波利》。1989年，当鲁伯特被问及他父亲的那封信时，他回答说：“那封信，确实改变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