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不过从此以后，许多同学都以为我是一个国民党员，其实谁知道我至今还是一个党外汉呢。
毕业之后若干年，王造时1933年2月在上海创办《自由言论》杂志，曾约曹云祥写稿，曹云祥予以主持，贡献了《国难中智识阶级的责任》和《大同教与人心的改造》两篇文章。
作为一种扩展学生学识阅历的教学方式，清华经常邀请社会各界成功人士或专家学者来校讲演。但1925年苏俄大使加拉罕的来校讲演，却惊动了美国公使馆。
受清华学校邀请，加拉罕于1925年4月21日晚8点，在清华对三四百名师生发表题为“苏联政府与远东人民之关系”（也有报道题作“苏俄与东方民族”）的演讲，简要阐述苏俄外交政策要点及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区别。演讲中称赞“清华学校现在的教育方针，是提取外人特长之点，而予学生在国内有明白本国情形的机会，这是极好的”。23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登载社论，题为“清华之过激主义”，说俄使加拉罕在清华演讲，以其过激主义，煽动学生：“过激主义之侵入清华，将妨碍彼等留学之权利”。对《泰晤士报》的这种无端指责，作为校长的曹云祥与本校德文教授谭唐去信驳复。
有关京津《泰晤士报》的这场风波，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的金富军先生分析指出：
当时的清华学校虽属外交部管辖，但相关重大事宜，最后还得听从美国驻华公使馆。或许是顾及到清华本身在这种隶属关系中的特殊性，加拉罕在言语之间对帝国主义更多的是分析，而不是激烈的批判，所以清华学生亦认为“前次加使演讲，并未含有过激意味。”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线分明的国际形势中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