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悲剧色彩的2004年，成为企业家“崩溃之年”
“如果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是《圣经》、地狱，还是我母亲，都决不可能使我转回身去。”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如此讽刺“镀金时代”的来临。
回首2004年，那是一个充满商业悲剧的年代，成为继1997年后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个“崩溃之年”。主要有两个标志**件：一个是中国民营企业重工业化冲动的夭折；一个是几个资本玩家的先后覆灭。
2003年是火热的一年。外有“中国制造”所产生的对外贸易的强劲拉动，内有以房地产为龙头所引发的旺盛内需，中国经济呈现不可遏止的上升势头。而与此相伴的，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经过“抓大放小”后产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占据着绝大多数上游资源的垄断地位，由此出现了效益大涨、繁荣似锦的景象。据资料显示，1998年，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5年后便狂升至令人瞠目结舌的4769亿元。而在2006年中国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只占总数的8%，资产总值占总数的1.73%。
上游的国有垄断企业和下游的民营企业泾渭分明，中间是难以跨越的楚河汉界。以东方希望的刘永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鄂尔多斯集团的王林祥、铁本集团的戴国芳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却不甘心屈居于利润稀薄的“轻小集加”领域。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民营企业开始了一轮逆流而上的重工业化革命运动。
据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币信贷规模达1.78万亿元，已经接近于2002年全年的水平，与2003年全年1.8万亿元的调控目标近在咫尺。在高达31.1%增速的投资中，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总金额只有1848亿元，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总金额却高达13224亿元。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国家随即推出了一系列抑制投资过热的政策。
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转眼即至。2004年初，铁本集团的戴国芳撞在了宏观调控的“枪口”上，在建的钢厂被勒令停建，戴国芳本人也被捕入狱；其后，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也被迫下马，最后让国有企业控股；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也遭遇难产。而早在2003年底，刘永行在包头和三门峡的项目便已经被叫停，由于这些项目前期投资的20多亿，都是刘永行累积的自有资金，因此才逃离了灭顶之灾。
冯仑在其新书《野蛮生长》中写道：“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这是明智话、更是沉痛语。
随着宏观经济骤然趋冷，股票市场也随之雪崩。曾经风云一时的几个资本大鳄，都在这一年陷入危机，其中有家电业的顾雏军、IT业的宋如华、房地产业的孙宏斌、饮料行业的张海、能源行业的陈久霖，另外还有执迷于击鼓传花资本游戏的唐万新。
“但凡拿我们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唐万新似乎天生就是一个赌徒。在创业初期，唐万新一直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个体户。
狂热的1992年，深圳通过凭身份证抽签的办法发行新股，于是两天之内深圳涌进了上百万抢领抽签表的人。唐万新大搞人海战术，竟然雇用了5000人，包下火车，几天几夜赶到深圳，在排了3天3夜队后斩获不少，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