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三家公司。大唐由于体制问题在产品转型上决策迟疑，延误不少大好机会，与中兴和华为的差距越拉越大。民营的华为和国有民营的中兴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尤其任正非和侯为贵表现出卓有远见的胆识和勇气，抓住了每一次市场机遇并适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在华为等国内企业搅局之下，交换机国内价格不断下降，逼着国外品牌也跟着下降，无形中给国内运营商节省了大量建设资金，老百姓装电话的成本也大大下降，普通人家开始享受到电信服务。此时国内过去以公务电话为主体的用户结构逐渐转向家庭化，农村市场也迅速增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华为和中兴等民族通信设备企业能与外资企业和进口产品抗衡有好几个原因：一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国内企业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自身的修练和技术不断创新。二是国内电信体制改革，联通成立打破了中国电信的垄断，导致对通信产品的需求增加，国内通信市场每年的建设量高达300亿美元，给了国内企业驰骋的空间。三是政府的扶植。从过去的邮电部到后来的信息产业部都向国内电信运营商发过文件，指示采购通信设备时只要国内能生产一律购买国内的。随着市场饱和及企业变更，如今90%的国内程控交换机企业都已隐退江湖，退出市场。
中兴总经理魏兴民曾说过一段温情的话：“民族通信企业刚问世的时候非常弱小，确实是技不如人，但是电信部门的朋友们给了我们机会，给了我们改进和成长的时间，而不是说一次不成功，他们就把我们放弃了。当时如果单纯从使用价值上来选择的话，可能就没有我们民族通信企业的机会。中兴的发展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国家的帮助，客户的帮助，贵人提携，我们不能把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