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需要通过民意这一关。一心一意力推卢泰愚的全斗焕开始为他造势。1987年6月，民主正义党制订了一份“民主化宣言”，内容包含了很多限制总统权力加强民主的改革措施，如修改宪法，将总统选举改为直接选举，改组内阁，赦免被流放的金大中并允许他自由参政等。这样一份限制独裁、加强民主的改革计划书，注定会受到反对党和公众的欢迎，甚至，连宣布这份计划书的人，都会被视为民主人士，获得公众的好评。这个公布民主化宣言的机会，就好比是一次公众形象大加分的机会。如果这个发布者此前并不为民众所了解，那么他会获得完全正面的评价；如果这个发布者此前是个人人痛恨的独裁者，那么他的形象也会大大好转。全斗焕虽然是个独裁者，但也希望公众对自己的观感好一些。他知道这是自己的机会，但更是卢泰愚的机会。如果卢泰愚能够借此树立起正面的公众形象，那么他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几率会大得多。最后，全斗焕将加分的机会留给了卢泰愚。卢泰愚向着总统的宝座迈出了一大步。有了全斗焕和民主正义党的保驾护航，卢泰愚的竞选过程非常顺利。1987年12月，卢泰愚在选举中获胜，成为韩国的新任总统。有人怀疑全斗焕在票数上做了手脚，但也只能是怀疑，没有什么能阻挡卢泰愚走向青瓦台的脚步。青瓦台，这座蓝瓦白墙的建筑，向来便是大权所在之地。青瓦台建成以来，先后做过朝鲜王朝皇宫后园、日军驻朝鲜总督官邸和日本投降后的军政长官官邸，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以后，这里成为总统官邸。1988年2月25日，卢泰愚入主青瓦台，全斗焕举家搬离。此时的全斗焕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彻底远离了韩国的政治中心。他没能当上优哉游哉的“太上皇”，却变成远离红尘的“出家人”。四 “皇亲国戚”的命运俗话说，人走茶凉。全斗焕掌权时，他的亲朋故旧犯下再大的罪行也有人帮着遮掩；等全斗焕下台了，这些人犯下的罪行就被揭露出来，曾经的“皇亲国戚”也难逃法律的制裁。第一个被审判的人是全斗焕的同胞弟弟全敬焕。他于1988年3月被捕，8月被判刑。全敬焕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型，他做过军人、警卫、保镖和柔道教练，80年代之前，还是个无名之辈。他的哥哥全斗焕上台后，他一跃成为威名赫赫的大人物。1981年1月，这位历来靠体力吃饭的粗人，出任了“新村运动”中央本部的事务总长。一年后，他当上了“新村运动”会长。“新村运动”是一个有官方背景的民间团体，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的韩国还处在朴正熙的掌控之下。朴正熙希望通过这个组织，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的整体发展。所以最初“新村运动”带有很强的官方色彩，每年政府部门都会专门为“新村运动”拨款。这个款项被用在很多方面，如修路建房、整治环境、发展文化事业、帮助孤寡老人等。按照朴正熙的设想，“新村运动”的官方性质要逐渐淡化，最终成为独立运作的民间团体。全敬焕接手“新村运动”后，就把“新村运动”当成了摇钱树。他想方设法把别人的钱弄到“新村运动”的账上，再转到自家的户头上。从这个角度看，全敬焕可以算得上是个“理财高手”了，他找到了很多门路，赚了个盆溢钵满。全敬焕凭借“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把手伸向了各个领域和部门。各级官员们正求之不得，他们纷纷“慷慨解囊”，无论是公家财产还是私有物品，都毫不吝啬地给了全敬焕，只求能靠上这棵大树。因此，无论全敬焕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人巴结、逢迎，在与官员们的交流中，全敬焕的胆子大了起来。他不光向官员们伸手，还开始问商家大户要钱。被全敬焕看中的商人们就不像官员们那么痛快了，他们得罪不起全敬焕，只能乖乖地进献财物，但心里难免割肉般疼痛。为了捞钱，全敬焕想了很多把戏，什么“集资”，推银行向即将破产的企业贷款等等，一门心思赚钱，从来不讲道德良心，也从不顾忌法律制裁。慢慢地，“新村运动”的势力变大了，成了“政府中的政府”。全敬焕的胡作非为，惹起了民愤。媒体将全敬焕的一些违法行唯道出来，希望能吸引公众视线，给当局施加压力。那时全斗焕还大权在握，有这棵大树撑腰，全敬焕根本不怕调查。果然，司法部门忙了很久，惩治了几个小人物就把案子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