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即是怎么说就怎么写，写出来的文字，纵然曾经润色加工，仍充满着时代的气息。《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这样，"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正因为《左传》和《史记》坚持运用口语世语，遂使它们在语言艺术上取得非常大的成功，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两部历史文学的杰作。但是魏晋以来史家通无远识，丢掉了左、马的优良传统，他们"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刻意仿古，失彼天然。诸如魏收、牛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更有"妄益文采，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结果是华而失实。刘知几批评这种文风说："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①他以历史进化观为思想武器，对表现在文风上的复古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从而捍卫了史书的时代风貌和客观真实性。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从这一原则出发，他从魏晋南北朝弥漫史坛的不正文风笼罩下，发现了不随波逐流的王劭和宋孝王，并大加表彰其"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在提倡采用当时口语的同时，刘知几对魏晋以来以骈文俪句撰史亦深表反对。他说："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徘优。文非文，史非史，譬① 《史通·模拟》。
② 《史通·言语》。
③ 《史通·叙事》。
① 《史通·言语》。
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①所谓"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体兼赋颂，词类徘优"云云，就是指以骈文入史。此等文风，以南朝梁代为盛，"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②刘知几对以骈文入史的批评曾得到后代史家的赞扬。清代学者浦起龙在《史通通释·叙事》篇释刘知几的论断时说："此节撇尽后史简且不能，更何处说起用晦耶？今试取诸史读之，信有八代之衰之叹也。"刘知几评论历史编写中的文风，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发。这种浮华的文风积弊日深，严重地影响了历史著作的实录求真之义，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时候了。刘知几对浮华文风的批评，说明他改变文风的要求已相当自觉，在他这个时代，社会酝酿着变化，文风也酝酿着变化，至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便是文风变化酝酿成熟的结果。
但是，既使是文风的变化，也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骈文之深刻影响，至使刘知几一方面反对用骈文撰史，另一方面他本人又基本上是用的骈文撰写《史通》，因之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对此，史家多有察觉，张舜徽先生对刘知几批评骈文的言论评论说："知几此论，道尽六朝文敝，切中膏育。然自魏晋以下，士习华靡，要亦时尚使然耳。??然观《史通》全书，亦重在修辞炼句。凡四字可尽者，必足成八言。一句能毕者，辄联为二语。所谓'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之病，累牍连篇，靡不然矣。使知几当日自成一史，亦未必能黜华崇实，屏绝绮语，而反之三代两汉也。盖习尚移人，有不期然而然者。何用深责六代诸史乎？"①这里既肯定了刘知几对骈文的批评，又指出了他自己深受骈文文风的影响，既对骈文之敝表示了否定，又以为骈文成风乃时尚使然表示理解，其看法是相当辩证的。
当然，学术界也有另外的看法。姜书阁先生征引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关于刘知几"对于骈文的不满"之后说："说他对骈文不满，恐无根据，且与实际情况不符。??事实是他的《史通》，从序起到全书终了止，基本上都是用骈体写的。他如果真的对骈文不满，就不会用骈文写这部耗费了半生精力的史学巨著。"②我以为应该承认刘知几批评过骈文，且批评相当严厉，然而确切地说，刘知几主要是反对以骈文撰史。他是位史家，任务在"商榷史篇"，包括史家的文风。他并没有把骈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去反对。所谓"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只是说明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知几从史家实录直书之义的要求出发，拨浮华，摭真实，捍卫史家求实存真之旨，因而反对以骈文撰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本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自幼选择了史学志愿，留意于名山事业，因而关心、思考史家撰述的宗旨、方法和文风，在文、史之间更倾注于史，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是，的的确确，他并没有在整体上去否定骄文，至少说从现存《史通》中看不到他全面否定作为文体的骄文，而只是反对以骈文撰史。
① 《史通·叙事》。
② 《史通·杂说下》。
① 《史学三书平议·史通平议》卷三第75 页。
② 《骈文史论》第45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
为了更深入了解刘知几关于骈文的理论和实践，我们有必要从更广的视野上讨论一下骈文的来龙去脉。唯其如此，才能更切合实际的估价刘知几关于骈文见解的是非。
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体裁，曾产生过积极影响，也带来过消极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它来有源，去有踪，源远而流长，对它应作具体的分析，客观的评价。先秦文章，本无骈散之分。秦汉以还渐有骈意，经七百年发展演变，始达成熟。至南朝徐陵、庚信，出现高峰。隋至唐初，沿袭未改，但其势渐衰。中唐韩愈倡为古文，欲以振八代之衰，应者甚众，实效可观。然科举应试之赋，已由骈而进入严格的律体，应世之文亦全限于"今体"的"四六"，即使古文家也不能免。具体唐代文章的发展变化，《新唐书·文艺传》曾有详实的评述。大体言之，唐初百年间，沿袭六朝文风，一直是骈俪文占据着文坛。玄宗即位前后至代宗大历以前，为崇雅黜浮唐文初变时期。大历、贞元间，韩、柳提倡古文，造成声势，骈文衰而新古文兴起。骈文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起了变化，而终致为新兴的散体古文所代替，而成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新局面。刘知几既然处在骈文占据文坛的时代，他以骈文行文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既反对以骈文撰史，又在《史通》的写作中崇雅黜浮，推进了骈文的改造，因之开了唐代文学宽博宏伟新风的先河。我们不应该把知几的骈文与六朝的骈文等量齐观。
综上所述，我们从知几关于史笔的系统主张中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位史学家的卓越的史识、明确的宗旨、严格的史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