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早年就对《易经》作过很勤密的研究，在《经考》中，围绕《易》学研究写下的笔记条目有：重卦、三易、易取变易义、彖辞爻辞、九六七八、十翼、易为卜筮而作、理象数、卦变、互体、宋儒复《易》古本同样，在《经考附录》中，戴震也写下了不少《易》学条目：重卦有四说、连山归藏、《易》一名而函三文、易彖象三字皆六书之假借、题周以别前代、《周易》上下经、卦名、汉初传《易》、焦延寿京房之《易》、王辅嗣韩康伯注《易》、子夏《易传》膺本、《河图》、《洛书》、大衍、先后天图、太极图、程子《易传》、朱子《周易本义》、言古《易》者各异在《戴东原全集》中，并无戴震研究《易经》的专著，今本《戴震集》中，也只有极少数的《易》学论文，它们是：《周易补注目录后语》、《法象论》、《读易系辞论性》、《与丁升衢书》、《再与丁升衢书》。但在许多文章中，零星个别地提到《易经》、《易传》的却不少。事实上戴震是娴熟于《易》并能对其原理运用自如的。
《易经》是一部最带神秘性的书，孔子曾说要“假年以学《易》”，并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易》是不易读懂的。到了汉代，《易》被列为六经之首，《汉书，艺文志》称《易》为“六艺之原”。传说孔子授《易》，五传而至田何，又三传而至施雠、孟喜、梁丘贺，，此三家《易》被列为今文经《易》学博士。今文经衰落后，有古文《易》费氏说①。郑玄继传之。此外，京房受《易》于焦延寿，假托孟氏，多言卦气占验，是今古文以外的《易》别传。王弼亦费氏古文《易》，但涉及道家，旨近老子。王弼注《易》，唐人据之作《正义》，汉三家《易》俱废。五代北宋间道士陈传以后世道教中的丹鼎之术附会《易经》，传至邵雍和周敦颐，而有先天的太极图说。程颐作《易传》，不信邵雍的象数学，少谈天道，多言人事，较王弼更近《易》理。戴震曾对程氏的《易传》表示推崇，说：“《周易》当读程子《易传》。”②朱熹综周、邵、程三家之说作《易本义》，为明清两朝的功令所推祟。清代《易》学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向周、邵的先天《易》问罪。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讨伐周、邵，其弟黄宗炎《图书辨惑》把周、邵《太极图说》所踪的陈抟“无极图说”找了出来。毛奇龄著《河洛图书原舛》，发明二黄之说，提倡用汉学研究《易》学。胡渭著《易图明辨》，由宋儒与道士的关系找到其谶讳学的根源。他的《洪范正论》驳斥五行灾异，破除《易》学研究中的非理性主义。梁启超曾说：“一千年蒙罩住《易经》的云雾算是开光了，这不能不说是清初学者的功劳。”①但无论从当时的学术发展的大势看，还是从《易》学本身研究的需要看，对《易经》来一番汉学考证功夫是必要的。江② 《安徽丛书》第六期载《经考》。
③ 《安徽丛书》第六期载《经考附录》。
①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费氏易林》、《费氏分野》二书。②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178 页。藩曾概括清初的《易》学研究说：“国初老儒，亦有攻王弼之注，击陈抟之图者，如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按：皆《易》卦象名）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亦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不遗余力矣。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胡胐明《洪范正论》，虽力攻图书之谬，而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范五行传》，亦出于伏生也。胐明虽知伪古文，而不知五行传之不可辟，是以黜之。”②学问为学术大势、学理逻辑发展而出，应时而生。真正用汉学的求实客观态度来研究《易经》的有惠栋的《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汉学》八卷，《易例》二卷。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焦循《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通名《雕菰楼易学》三书。焦循是语言学家和数学家，他的成就自然要高。阮元评价“三书”说：“石破天惊，处处从实测而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王引之说：“凿破混饨，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关于《易经》的主要精神，焦循由博返约以后曾说：“《易》之道，大抵教人改过，亦即以寡天下之过，而改过在变通行权，即易也。”①这与孔子“学《易》无大过”之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易》之辩证思想是最可玩索的。
前面提到，戴震主张学《易》应读程颐《易传》，这是很客观的态度。
即使对朱烹调和诸家之说的《易本义》，也是采取审慎的态度。对“河图洛书”、“先天后天”这类极为敏感的问题，戴震也采取慎重的态度，与清初毛奇龄、胡渭的“革命”态度很不一样。诚然，这一态度，又是与早年不反宋儒的基本态度相一致的。戴震在《经考附录》卷一《河图洛书》条下引朱熹说：朱子曰，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按：欧阳修）以来已有此说，然终无奈。《顾命》、《系辞》、《论语》皆有是言，而诸儒所传二图之数者，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逆推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图》与《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载天地五十者，有五之数，则固《易》之所自出也。《洛书》与《洪范》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畴之数，则固《洪范》之所自出也。又读《大戴礼》书又得一证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而郑氏注（按：当为卢辩注）云，法龟文也。然则汉人固以九数者为《洛书》也。王应麟曰：《大戴礼》卢辩注非郑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郑氏注云“法龟文”，未考此史也。
以上笔记可看出戴震是赞同朱熹关于《河图》、《洛书》的骑墙折中之说的。朱熹曾怀疑《河图》之伪，以邵雍之《易》为《易》外别传。但其《易本义》又冠以九图，并说：“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所谓“天地自然之《易》”，是指《河图》、《洛书》，伏羲之《易》则是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周公之《易》是后天八卦及六十四卦卦变。这又回到了邵雍。把上面戴震引用朱熹并心然其意的笔记内容与胡渭相对照，可看出戴震早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