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以他的宇宙观、礼本论为思想指导，从他的政治、经济、道德观点出发，对佛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他用儒家的思想去批判佛教的学说，主张以儒家的礼教来代替佛教的仪式。他从政治、经济上揭露佛教的危害性，从伦理道德上揭露佛教的不合乎人性、人伦的破坏性，说明佛教是祸国殃民的病根毒瘤，从而提示了根除佛教及其思想影响的必要性。
李觏指出，佛教叫人出家，身居名山，修身养性，脱离尘世，远离亲人，不与家中亲人共同生活，不对父母、妻儿承担任何义务，这是违反"人之大伦"的行为。一个人从小就出家当和尚，不事君亲，不识父母。幼小时不知其害，长大了才知后悔，年老后不知所终，这既不符合人的伦理道德，义对自己百害无一益，因此是十分可悲的。李觏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对佛教进行了批判。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2 丰版，第65 页。孟子有言曰："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虽圣人未之有异，而浮屠何其介哉？彼此尽能泊然以循其法者也。
惟人之愚父母，徒惑其富厚安闲，捐孺子而奴之。厥初未有知也，既长而悔，盍归乎？无业以衣食也，不得已而终焉。其心岂异人哉？是钟梵不足以乐怨旷，奈何其欲阴阳之和也？事亲以孝，事君以礼，圣人以是师天下也。佛之法曰：必绝而亲，去而君，剔发而胡衣，捐生以事我，其获福不知所尽。此独何欣？受亲之体而不养于其侧，食君之田而无一拜之谒，家有叛子而族人爱之，邦有做民而吏不肯诛，以佛之主其上也。纣为诸侯逋逃主，而诸侯伐之；佛为天子速逃主，而天子未尝怒。哀哉！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主张，夫妇和，父子亲，君臣义，兄弟友，朋友信。人之发肤，受之父母，一个人在家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弟要梯，这为人成仁之根本和要义；入朝为君要仁，为臣要忠。忠、孝是紧密相联的，忠臣出于孝子之门，这便是移孝行忠之义。所以要"事亲以孝，事君以礼"，这便是儒家师法之道。人自幼至老都在家庭和社会伦常中生活，做到幼有所养，壮有所用，老有所归，这才是一个人的正常生活。然而佛教却不然，它愚弄人们，叫人们"必绝而亲，上而君"，捐子而奴佛，捐生以事佛，使人子不孝亲、不礼君，幼而不知，长而后悔，老而无归，这是对家、对国不负责任，不尽义务，祸及身、家、国的不道德的行为。
李觏揭露了佛教宣扬的不杀生的伪善性和危害性。他指出，由于佛教主张不害生、不杀生，结果造成"家有叛子而族人爱之，邦有做民而吏不肯诛"的局面，佛教成了坏人的保护伞。世人以佛教不杀生而称其仁，其实非也。李觏说：浮屠以不杀为道，水饮而蔬食，举世称其仁。夫鸡豚狗彘，待人而后生者也，食人之粟，以滋其种类，一日无人，则饥而死。然而天下之民所以不爱其资，豢而畜之者，用于其家故也。神灵之祭，宾客之奉，于是乎取之。今且使民无摇手于其间，则阿侍而粒之哉？吾见其无遗种矣。抑将不杀其身而绝其类乎？仁者不为也。抑将夺人之食以饱无用之禽乎？仁者不为也。呜呼！浮屠之仁钦，止于是而已矣！李觏指出，佛教所宣扬的不杀生之仁道，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如人们饲养鸡、猪、狗等家畜、家禽，是为了食用。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个惜其资、耗费精力，去喂养这些禽畜，禽畜正是有了人们的饲养才得以生存、成长、繁衍，不然则会绝种。佛教以不杀生为道、为仁的说教，究其实则是"夺人之食以饱无用之禽"，"不杀其身而绝其类"，这才是真正的不道、不仁。
李觏对佛教宣扬的鬼神论，灵魂转世论等进行了批判。佛教认为，人死之后为鬼，**腐朽了，灵魂是不死的，而转到他人之体；前世的因，种下今世的果，今世的因，种下来世的果。他们宣扬"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等有神论观点。
李觏继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尤其是吸取了苟子的"形具而神生"；①桓谭的"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① 《广潜书》，《李觏集》卷二十，第224 页。
② 《潜书》，《李觏集》卷二十，第218 页。
① 《潜书》，《李觏集》卷二十，第215 页。
① 《荀子·天论》。
空，又不能后燃其灺"，②"以烛火喻形神"；王充的"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有无体独知之精"。③人死不能为鬼，亦不能害人；范填的"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神相即"，"形质神用"④等唯物主义形神观，驳斥了佛教的神不灭论、灵魂转世论等。李觏说：今浮屠之言曰："人死则为鬼，善有美报，恶有无极苦。"其于训愚，盖少咐于理。若继之曰："侈我字，严我像，衣食我徒，虽弑君父，亡所恤。"而王公大人反朋而和之，何也？佛教所宣扬的人死为鬼，因果报应，是培养人们愚昧无知，不符合事理，毫无道理。佛教徒告诉人们：如果礼佛、事佛，即使作恶多端、拭君弑父之人，亦可成佛，死后亦受优待，这显然是欺骗说教。李觏在这里，揭露了佛教的不合理性、欺骗性、虚伪性。
李觏教人们要面对活生生的人伦世界，不要相信根本不存在的虚幻的鬼神世界。所以说："鬼事无形尚可疑，人伦有验众皆知。武夷山路几百里，归去西风落叶时。"①由于李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佛教的本质和危害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在他的一生中，用很大的精力去反佛、排佛，随着阅历的增加，知识的增长，理论的成熟，对佛教的本质认识愈深刻，其批判就愈有力。当黄汉杰等人曲解、歪曲李觏的反佛、排佛之意，诬他崇佛、尊佛时，李靓在庆历七年（公元1047 年），三十九岁时，写了一篇《答黄著作书》，说明自己批判、反佛已久，有事实在，有著作在，人皆见之，人皆知之，你黄汉杰不熟读书，故歪曲本旨。李觏说：觏排浮屠固久，于《潜书》、于《富国策》人皆见之矣。岂期年近四十，气志益坚之时而辄渝哉？惟汉杰观厥二记（按：指《景德寺新院记》、《邵式军学置庄田记》）不甚熟耳。吾于此言乃责儒者之深，非尊浮屠也。李觏从二十二岁著第一本书《潜书》，就开始反佛，到年近四十的一系列著作，都着意于反佛，其思想旨意是一贯而明确的，而真正尊佛的是黄汉杰自己。"汉杰两执亲丧矣，亦尝礼佛饭僧矣。"③李觏排佛的理论根据是儒家思想。他认为，佛教的思想主张与儒家的经典思想不相符合，故他用儒家的礼教排斥佛教的仪式。在李觏看来，由于儒家学者对儒家的思想宣传不力，而使佛教思想乘虚而入，结果使传统儒学受到排斥。因此，他深责儒者的失职、失礼，而自己则奋起反对佛教的流行、泛滥。他说：民之欲善，盖其天性。古之儒者用于世，必有以教导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有所主，其于异端何暇及哉？后之儒者用于世，则无以教导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无所主，将舍浮屠何适哉？??吾故曰：儒失其守，教化坠于地。② 《新论·形神》。
③ 《论衡·论死》。
④ 《神灭论》。
⑤ 《潜书》，《李觏集）眷二十，和219 页。
① 《近体诗·送周山人》，《李觏集》卷三十六，第434 页。
② 《答黄著作书》，《李觏集》卷二十八，第322 页。
③ 《答黄著作书》，《李觏集》卷二十八，第322 页。
凡所以修身正心，养生送死，举无其柄。天下之人若饥渴之于饮食，苟得而已。当是时也，释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由于儒者失其职守，使教化不兴，人民百姓感官、心知、百体皆无所主、无所适，修身正心，养生送死，举无其柄，正当人们如饥似渴地寻找精神依托时，佛教乘机而入，鼓噪而行，大讲佛法，致使人们纷纷信之。如果儒家学者能够宣传《周礼》、《周易》、《乐记》、《中庸》等儒家经典的思想内容，使人们精神有所主，使《周礼》流行，人民百姓"日月时岁皆有礼以行之"，"凡所以修身正心，养生送死"等一切社会生活，都以儒家之礼行之，那么，人们就无暇顾及佛教，佛教也就没有地盘了，这样佛教就可以被完全排除了。为此，李靓极力论证"礼"的重要性，说明"礼"是顺乎人情，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合乎需要的，并主张儒家学者要与佛教之徒针锋相对，争夺阵地，处处不让，时时必争。他说：觏闻命窃商之曰：儒者垢释氏，为其笼于世也， 而不解其所以然。释氏之徒善自大其法，内虽不韪而外强焉。童而老，约而泰，无日不在乎佛。民用是信，事用是立。儒者则不然，其未得之，借儒以干上；既得之，则谓政事与文学异。孳革唯府史之师，顾其旧如蝉蜕。及其困于淫辟，恤乎罪疾，欲闻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从释氏而求之。吾游江淮而南不一日，有库序者不一邦，踵其地而问之："栋字修欤？"或日："为去官之舍馆矣。""委积完欤？"曰："充郡府之庖厨矣。""刺史在欤？"曰："某院参禅，某寺听讲矣。"噫！释氏之行固久，始吾闻之疑，及味其言，有可爱者，盖不出吾《易·系辞》、《乐记》、《中庸》数句间。苟不得己，犹有老子、庄周书在，何速冕弁匍匐于戎人前邪？李觏指出，由于佛教徒们善于"自大其法"，广为宣扬，使许多人信之、用之、行之，天天斋佛。其实佛教所宣扬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儒家经典中古已有之。如果儒家学者亦能善于"自大其法"，与佛教徒一样宣传儒术，便会使人们无日不入儒，那么人们也就不会拜倒在戎人面前而匍匐前进了。因此，李觏发誓要使儒者自大其学，自大其法，不仅要使"孔于之言满天地"，而且要使"孔子之道"行天下。他的教学旨意就在于倡行儒学，排斥佛教。因此，他力主立学兴教，以礼乐敦民化俗，排除佛教之害。他在《袁州学记》中说：今代遭圣神，尔袁得贤君，傅尔由库序践古人之迹。天下治，则禅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犹当伏大节。为臣死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