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 年，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发动兵变，推翻后周，黄袍加身，自称皇帝，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又经过多年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而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和纷争局面，统一了中国。赵匡胤当了皇帝后，为了避免割据形势的再度出现，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他与大臣们总结和吸取了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之祸的教训，结合自己篡权夺位的经验，而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统治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宋朝开国伊始，面临内忧外患情势，各种矛盾此起彼伏、防不胜防。为了解决"朝廷之权，散之四方"①和"君弱臣强，正统数易"②的突出矛盾，赵匡胤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削弱武装割据势力，所以说："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官，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③北宋建立的第二年，赵匡胤与赵普的一段对话，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帝??一日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昔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召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大下自安矣。'"④北宋最高统治者认识到：唐朝经过安史之乱灭亡以后的梁、唐、晋、汉、周诸朝，其所以短命，是由于藩镇节度使，拥兵持重，势力太强，朝廷的统治力量太弱，指挥不灵，不听调度。为了巩固和强化政治统治，就必须加强**君主的中央集权，为此赵匡胤采用赵普之谋，丁辛酉建隆二年（公元961 年）七月，命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皆罢军职，出领诸节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一事，其结果，使军权集中在中央，军队听候皇帝指挥调动。对此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卷一中，更有详细地记载："太祖初受天命，诛李筠、李重进，威德日盛，因问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争不息、家散人亡者无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语未卒，帝曰：'卿勿复言，吾己悉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饮酒，帝屏左右谓曰：'吾资尔曹之力多矣，念尔之功不忘。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问其故，帝曰：'此岂难知。所谓天位者，众欲居之尔。'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涕泣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示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命。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韩偓语》。
② 《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三书》。
③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第七。
④ 《续资治通鉴》卷二，太祖建隆二年。
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政。上许之，尽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甚厚，或与之结婚。于是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其后又置转运使、通判使，主诸道钱谷；收天下精兵以备宿卫，而诸功臣亦以善终，子孙富贵，迄今不绝。"邵伯温具体而生动的记述了"杯酒释兵权"的事实经过和赵匡胤的真实用心所在。
赵匡胤在收兵权的同时，又把财政权、赏罚刑政权等等，都收回中央。
朱熹说："因说历代承袭之弊，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①赵匡胤深知自己用非法手段篡来的帝位不稳，生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千方百计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他本人则在惶恐忧惧中度过一生。王夫之评论道："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②就是说，没有掌握重权，没有皇室的威望，没有学识的素养，也没有民众的拥戴，不具备这些统治者所必备的条件，因此，是很难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赵匡胤便把各种权力收回中央，从而加强其中央集权制的统治。
赵匡胤这一系列措施，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强化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但是并不说明其政治力量的强大和统治地位的稳固，也不意味着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和缓和。相反，却产生许多矛盾和带来种种困难，并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赵宋王朝仍然陷入困境。
在军事上，宋朝开国之初，即受到两大敌人的威胁：东北的辽和西北的夏。公元936 年，由于后晋石敬瑭卖国求荣、甘当儿皇帝，而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地给契丹，契丹大大增强了军事和经济力量。不久契丹改国号为辽，成为中国北方的第一强国，时时威胁内地。公元959 年，后周世宗举兵北伐，虽从辽国手中夺回冀、瀛二州之地，但其余各州仍在辽人手中。宋初诸帝曾多次想收复其余各州之地，翦除辽敌之患，却始终没有达到目的。宋太宗于公元979、980、986 年，二度御驾亲征，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太宗死后，真宗于公元1004 年与辽签订"澶渊"盟约，规定宋、辽两国以兄弟之国相称，宋向辽每年纳银三十万两。
由于北方大片国土的丧失，失去了北方屏障，造成了无穷的后患。"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晋以恩故，始则父子一家，终则寇仇相攻，梁、唐则隐然一敌国，宋惟太宗征北汉，辽不能俅，余多败衂，纵得亦不偿失，多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故。"①五关即山海关、紫荆关、古北口、居庸关、松亭关。这五关南挟华北平原，五关之失，无险可守。辽、金、元都因据五关之地，而能长驱直入、大举南侵。辽之为患，由来已久。
西夏主赵元吴以甘肃之众，进占宁夏乃至陕西等西北边境，惨祸不断。
起初宋帝仅以赵元昊为盗首，悬赏缉其首级。接着从公元1038-1048 年，征战十年之久，使双方耗尽民力、民财。虽在公元1044 年，签订和约，但侵掠事件时有发生，时战时和持续多年。面对这种时局，少年张载"慨然以功名① 《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② 《宋论》卷一。
① 《辽史》卷三十六《兵志》。
自许"，②"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③曾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想组织兵力对西夏作战，收复失地，解除西夏对边境的侵扰。所以张载二十一岁（公元1040 年）时，宋王朝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府，他便上书谒范仲淹，建议对边境用兵。
宋朝与这两大敌人交战，人力、物力、财力损失都很大，而使之步入"积贫积弱"的颓势。
宋王朝所以陷入窘境，是与赵匡胤所制定的国策密切相关的。他利用"杯酒释兵权"，把骁兵勇将，萃聚京师，削去兵权，赏以厚恩，使之富贵。这不仅造成了大批的冗官、冗员，而且削弱了边寒兵力，使边关吃紧。由于宋朝最高统治者采取了重内轻外、重义轻武、重中央轻地方的统治政策，既削弱了军事力量，又减弱边防的防御力量，进而使整个兵力大大减弱。到了李觏生活的真宗、仁宗时代，则处于"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①的危急环境中。
宋王朝规定二军统帅"有握兵之重，无发兵之权"，发兵权属于枢密院，而枢密院则"无握兵之重。"②这种调兵权和领兵权的分离，增加了枢密院与三帅之间的矛盾，形成彼此掣肘。宋太祖时还制定了"更戍法"，规定每三年调动一次军队的驻地。由于军队不断调动，不但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而且造成了将卒互不相识，削弱了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
为了防止"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③的拥兵自重局面的再度出现。宋代皇帝则亲自指挥、调动军队。把军队分为：禁军、厢兵、乡兵、藩兵四种。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握、指挥，装备精良，驻守京师。同时采取了"内外相制"的办法，把全部兵力分驻在京畿和全国备地，各占一半，相互牵制。目的是防备军队造反，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对此，宋神宗曾作了说明："艺祖（指赵匡胤--引者注）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①宋朝统治者，由于在军事上采取了调、领分离，将、兵分离，重内轻外，内外相制的措施，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但却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和边境的防御力。他们既要利用军队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镇压农民起义；又害怕军队叛变，复辟藩镇割据的局面。从而采取了利用与控制、使用与限制的统治权术。这样就既不可能使军队有真正的组织系统、指挥系统和较强的战斗能力，又不可能有效地抵抗外敌的侵扰，更不可能收复已丧失的国土。由于军事上的非策、失误，使宋朝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宋太宗赵光义毫不掩饰地说："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②在宋朝最高当权者看来，内患比外忧更可怕，因此他们着力于内患，而不顾外敌之患。结果招致军事上的一再失②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③ 《宋史》卷四二七《张载传》。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直隶一》。
② 何坦：《西畴老人常言》。
③ 范浚：《香溪集》卷四《五代论》。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
② 《宋史》卷二九一《宋绶传》。
利，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在经济上，由于官僚地主豪强势力的恶性膨胀，大量兼并土地，致使广大农民丧失土地，无地可耕，无蚕可养，走投无路，陷入绝境。因此，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宋朝统治者，为了取得大官僚、大地主的支持，而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规定了大官僚、大地主享有种种经济特权。由于这种特权的不断扩大，使土地兼并愈益发展。王明清说："[本朝]不抑兼并，曰：'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①在北宋时代，大官僚、大地主竟霸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因而造成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两极分化形势。到宋仁宗晚年，继续发展，无法制止。"承平浸久，势宦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②许多大官僚又是土地的兼并者和拥有者。如：宰相王溥的父亲王祚，就是一个"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③者。比部员外郎郑平则"占籍真定，有田七百余顷。"④很多公卿大臣占地都在千顷以上。与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的同时，富商大贾也参加了兼并土地的行列。他们利用高利贷作为兼并土地的一个重要手段。宋真宗时，寇准知永兴军，长安一带就是"豪民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入田产。"⑤由于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三位一体而向广大农民进行土地兼并和掠夺，使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而沦为客户。所以与唐朝前期比较，宋朝的自耕农大为减少，佃农却大量增加。
李觏说，"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矣。"①稍后于李觏的吕陶说："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②因而造形"主户益耗，客户日益多"③的局面。由此而形成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由于地主阶级无限兼并土地，广大农民沦为客户，任地主阶级宰割，地主阶级又常常以"增租划佃"的方式扩大剥削。加之政府通过地主向客户征收田赋、丁口赋和摊派各种徭役，使广大农民不堪重负，无法忍受这种种剥削和搜刮，而陷入无法生存的惨境。对于这种情况，北宋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在他们的诗文、政论中，都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并同时提出均平土地、恢复井田、抑制兼并的主张，李觏则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针对"法制不立，土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④的现实，明确地提出了"平土均田"的主张。李觏之后的王安石说："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① 《挥塵后录余话》卷一《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条。
②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③ 《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
④ 《宋史》卷三○《吕冲传》。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六。
① 《寄上孙安抚书》，《李觏集》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1 年8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