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说："汤若士居庐甚隘。鸡栖豚栅之旁俱置笔砚。"焦循《剧说》卷五说："相传临川作《还魂记》，运思独苦。一日，家中求之不可得。遍索，乃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惊问之，曰：填词'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句也。"汤氏创作《牡丹亭》第二十五出《忆女》的这则动人的逸事，是否真实无可查考。玉茗堂连同园池在内不算狭小，单就住所而论却不宽敞，和《抚郡汤氏廨宇规模记》给人的印象显然不同。单就《剧说》所写的汤宅情况而论，它未必远离事实。
万历三十二年（1604）秋，友人钱希言在汤家作客两个月，住在文昌桥东旧宅，而不住在玉茗堂，这是后者住房不太宽敞的一条旁证。玉茗堂的亭台池馆不像王世贞的寡园或许自昌的梅花墅，它们都是有数的江南名园。玉茗堂之所以享有盛名，不在于它的园林建筑，而在于它的主人。如果现代人要对它的具体情况有一点了解，不妨参看明代画家钱榖所作的张凤翼求志园的写真图。它的复印件见拙作《张凤翼年谱》插页。汤和张（1527-1613）情况不同，但他们家境相差不多，又是同样的明代的民居风格。求志园所显示的文人亭台他馆的美名同实际不相符的情况，可以使现代人的想象不至于离开事实太远。
汤家原来是富有的地主。《家谱》说他的父亲"捐万石以赈荒歉，出千金以修桥梁"。数量词可能失之夸大，家道殷实，无可怀疑。汤显祖多次到北京应试，南京游学。娶小妾，带僮仆。吟花醉酒，访书求画。化费很大。考取进士后，做上七品、六品京官，前后七年。明朝官员俸禄之低，几乎难以维持生活。他们全靠额外收入，即贪污和例行而合法的变相贪污。像海瑞那样出名的清官，官居正二品，一尘不染。去世后，倚靠众人乐助才能办理丧事。太常博士、詹事府主事、礼部主事是闲官，手无实权，没有额外收入。他在《与司吏部》信中作了计算：六品京官一年收入四万文钱，租房子，买粮食，养一匹马，雇两个僮仆，得化费七万。这一切都是官场所必需，无法节省而又能保全体面。他在南京时，僮仆和粮食全由老家接济。知县有额外收入。遂昌地瘠民贫，他又搞了一些文教建设，不可能积聚多大财富。
汤显祖六十岁时向友人黄荆卿透露，每年他家租谷收入不满六百石。依此计算，田产在二三百亩之间。他的继妻、小妾、寡居的长媳、次子大耆、三儿开远夫妇、四儿开先、女儿，可能还有孙辈，连同父母以及僮仆、佣工，一家至少十五口。如果连同他的兄弟们在内怕有三四十口之多，这点产业就不见得宽裕了。他为次子写的诗《念大耆久秣陵》说："虽为县长儿，饥寒在身口。况乃客单外，僮仆安可久。"《望耆儿二首》说："游闲不是儿家业，大好归来学种田。"以他对儿子仕进的关切，不是手头拮据，不会作出这样的劝告。
汤显祖在去世前一年写信给他新近中举的三儿开远说： "我歌鹿鸣（指秋试中式）五十年，求一避债台不得。念之。"明朝的士大夫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金融家或工商业者，父亲不会隐瞒财产，在儿子面前叫穷。这是汤显祖晚年家境的忠实概括。
要作曲，就得演唱。《紫萧记》在家乡创作。青年好友吴拾芝、曾粤祥、谢廷谅是他的合作者。合作不一定指制谱作曲，演唱、伴奏以至供应酒食都是必不可缺的事。
《紫钗记》在南京执笔。官职低而政治环境复杂，不会有什么家乐即私人戏班子。
遂昌归来，四年之内完成三《梦》。这是作家一生中的金色收获季节。
从《九日遣宜伶赴甘参知永新》、《遣宜伶汝宁为宛平令李袭美郎中寿》等诗看来，汤家似乎有一班家乐。达官贵人家里养一个戏班子，当时在苏州一带不以为奇，在江西却还没有形成风气。
汤显祖写信《与宜伶罗章二》说："章二等安否，近来生理何如？??《庙记》可觅好手镌之。"另一首诗《寄生脚张罗二，恨吴迎日口号二首》自注："迎病装唱《紫钗》，客有掩泪者。近绝不来，恨之》。可见罗章二戏班和演员张罗二、吴迎都不住在汤家，也不属于汤家。汤显祖有关戏曲演出的诗文，有一部分明显地不是家乐，大多数记载十分简单，不能据以确认演员的身份。上述情况结合汤家的经济收入加以考察，汤家并未经常置备一班家乐，只是有一些演员同他经常联系，也许更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