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立外国传叙事率多孟琅，详内而略外，殊方异族不屑悉心为之考核。方令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挚持之事，则又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余（王韬自称）谓木原节夫斥昔日史宫之陋，其说诚是也。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俏也。①所以王韬希望以编纂刊行西方历史著作来增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从而打破中国官民"甘坐因循，罔知远大，溺心章句，迂视经酞，第拘① 王韬：《弢园尺犊》，卷八，"代上丁中丞书"。
①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光绪十五年己丑，弢园老民校刊本）。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的封闭状态。②这是王韬矢志于撰述外国历史的第一个社会动机。
其次，王韬期望通过对外国史志的介绍，以针贬中国现实，刺激国人发奋进取，改革图强。这一点从《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的内容选择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两书都具有"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的特点，主要笔墨被放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历史上，涉及到欧洲各国的内阁、国会、刑律、邮政、商务、税务、国债、专利、银行、学校、文化学术、宗教、兵制、路政、水利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正是刍对中国的"空白点"或"薄弱环节"。更耐人寻味的是，王韬在行文之中还常常有意将西方之事与中国之事进行比较，借西方之史，言中国之弊，褒贬抑杨，直抒己见，尽情发挥。比如，在述及法国大革命时他指出，在大革命中法国人民敢于明目张胆地"弑君"，其祸之由来在于法王"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积，足以亡身。"③此一现象实际上也是中国君主**制度的病症，因而王韬提醒"世之论政体得失者宜鉴于此"。④又如，他在述及资产阶级刑律制度时写道："西律之最善者，在于设立证人。两造是非必待证人以决之；又必众议咸同，案情至于万无可疑，然后定谳。中国上占所云：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爵人于朝，与众共之。西国颇有此风，故从无仇家诬陷，以至冤不能明。徒流而外，无剿墨贯耳刚足诸刑，但有监禁而已，罪止及身，父子兄弟从不相及，即至叛逆大恶，其人但加显戮而已，妻挚不问也。亲戚邻里绝无株连波及之累，犯罪者没则已焉，无所谓身后之刑，故于中国之夷三族及开棺戮尸，皆相戒以为残忍。此则犹有古昔之遗风、圣王之盛德钦！"①直接了当地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说出西方在与统治者密切相关的政治领域优于中国，标志着对保守主义传统的大胆挑战。它下面的逻辑结论是：西方不仅在器物方面优于中国，而且在制度方面也优于中国；器物的进步必须与制度的进步同步发展，中国要想学习西方，就不能仅学其器物，而是要同时学习借鉴器物与制度两个层面。保守主义的"体用观"在这里也遭到否定。
王韬还试图通过对西方国家强弱盛衰变化原因的探讨，鼓舞起国人追赶强国，最终战胜强国的信心。王韬认为，法国是欧洲的至强之邦；而普鲁士与法国相比则是"大小强弱泅不相佯"。但后者一旦发奋图强，政治上改行"议会君主制"，消除上下之隔陔；经济上注重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军事上革新战略，改良武器，便迅速由弱转强，"其所至辄捷，几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中国也属弱国，可比当年的普鲁士要地广材众。至弱之普鲁士尚能打败至强之法国，条件远比普鲁士有利的中国自然也有战胜西方强国的可能性。王韬断言，只要中国变法进取，用人得当，就一定能象普鲁士那样，脱离贫弱，跻人世界强盛民族之林。他在《普法战纪》代序的最后一段写道："中国之兴，沛然天下莫之能御。普之强，云乎哉！因序《普法战纪》，纵沦之如此。有心人当不河汉斯言。"①第三，王韬期望通过对欧洲历史的编撰，创造一种新的揉合中西史学风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代上丁中丞书"。
③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波旁氏纪"。
④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三，"前加颁的氏纪"。
①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七，"志刑律"。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普法战纪》代序"格的史学体例。王韬认为，中西史学都有他们自己的缺陷，"欧西各国，素无史职，记载阙如，近代始有私史，其搜罗佚事，网举旧闻，大半出自教士之手，其书又不谙体例，详略失当"，往往"惟记国俗、舆地、物产而又事实未备"；中国史书则"原以专叙历代治乱沿革，天地变异，而国势民情略焉不讲"，不若"西史则间及民间琐事，如发明一事，创造一器，必追其原始，以舰人材之进步，制作之源流焉，此亦记载之所不可废也"。②因此，他力图以吏学领域的实际编撰活动，来改变东西方史学各"失之一偏"的现状。他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的确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它揉合了中西史学的体例和风格，既避开中国传统的"皇家史学"的旧辙，也纠正了西方教士所编史学著作纲目不清、杂乱零碎的弊病。在中国资产阶级主张写"民史"的理论产生前，王韬的史学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将"君史"朝"民史"的方向拉近了一大步。
《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新纪元。《普法战纪》是近代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以当代欧洲历史事件为具体研究对象的著作。它第一次以普遍联系的观点把某一历史事件放到世界范围中去考察，找到了国际战争胜败所致的内外之源；它第一次指出不但欧洲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牵动的整体，而且欧洲局势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法国志略》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有关西方国家的国别史著作。它第一次将西方大国的名号、统系、职官、国用、税务、国债、银行、商务、国会、人口、礼俗、学校、学术、教会、兵制、路政、邮政、刑律、水利等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第一次在欧洲各国政体之间进行横向对比研究，比较出"君主"、"民主"、与"君民共主"的优劣；第一次把正统历史的触角下及到民间发明创造和闾巷琐事??所有这些"第一"加起来，意味着王韬已经开始与中国传统史学分道扬铺。一种新型史学正在形成之中。
《普法战纪》与《法国志略》在文字风格上也别具风韵。它一反古代文坛追求骈俪和华美词藻的陈腐之风，行文用字带有朴实、清新、明快的特点，这反映了王韬一以贯之的文艺思想，他曾说："著书在通时适用而已，文词其未也。晚近文人，动矜奥博，而宣尼辞达之旨亡。著书之意亦晦。"①王韬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在19 世纪70 年代的中国引起了极大反响，特别是《普法战纪》一书，使王韬名声轰动逻迄，"其书虽未付手民，而钞本流传南北殆遍"。②文武大员对之赞不绝口，曾国藩称王韬为"未易之才"；李鸿章"许以识议闳远，目之为佳士"；丁日昌"则谓具有史笔，能兼才、识、学三者"。③书成刊行之后，文人学士更是争欲一览，趋之若骛。直到90 年代，《普法战纪》以及《法国志略》对中国社会的轰动效应仍然经久不衰。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和《史学书目提要》中对王韬的史学著作加以大力推荐。唐才常在《湘学报》史学专栏中，更将《法国志略》与黄遵宪的优秀史著《日本国志》一起作为必读之书介绍合广大读者。戊戌改良运动的发动者们，试图以王氏史书对国势、政体、民情、科学技术等时代焦点问题的强烈关怀，来引发广大国人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从而促进中国改革运②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凡例"。
① 王韬：《弢园尺犊续钞》，卷二，"与郑陶斋观察"。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普法战纪》代序"。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普法战纪》代序"动的早日到来。
王韬的史著在海外也引起极大回响，其中以《普法战纪》在日本引起的轰动最为明显。当时，日本正值开放之初，日本知识分子们急于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情况，可国内一时又缺乏这方面的著作。于是，王韬的《普法战纪》便被日本学界视为瑰宝而加以推崇介绍。①明治政府军部也认为所述欧事条理分明，识见宏远，有必要让日本朝野研读了解，便在1878 年全文翻印了《普法战纪》颁行全国。此后，加上从香港和上海流入的中国版《普法战纪》及日本军部的第二次翻版，日本社会形成一个不小的"《普法战纪》热"。王韬或王紫诠在日本军学两界几乎变为无人不晓的的名字。日本学者冈干仍叙述道："《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紫诠王先生，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力当世伟入矣"。②其他许多与冈千仍同时代的日本学者也都曾在其著作中提及王韬或他的著作《普法战纪》。如果说近代中国对日本文化有过什么积极的正面贡献的话，那么最大的恐怕非王韬的《普法战纪》莫属。它在引导日本学界研究西方，启迪日本民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参见粟本锄云：《匏庵遗稿》。
② 王韬：《扶桑游记》，"冈千仞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