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与西方基督教的关系是王韬经历中最令人困惑和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工韬原是一位有浓厚的"华尊夷卑"意识的传统文化人，对西方宗教更是厌恶至极，认为它是圣道衰落、华风日下的罪恶之源。但是，同一个他，未几何时就变成了一个列名在案的基督徒。英国伦敦海外布道会（LondonMis-sionary Society，简称L.M.S.）档案曾正式记载说，王韬（原文为Wang-Lan-king，即王韬当时所用名王兰卿）在1854 年8 月26 日已经受洗入教。①王韬几乎从来没有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提及他曾参加洗礼，但根据他在上海时期的社会活动分析，伦敦布道会的档案记录显然不是无中生有。他所留下的《蘅华馆日记》在记录他的1854 到1855 年的社会活动时有如下几段文字：八月二十四日，庚申（1854 年10 月15 日）。是日赋闲，至医院听英人说法，受主餐。八月二十六日，壬辰（1854 年10 月17 日）。是日麦、慕二牧师将至云间洞庭，令予从之往游。
八月二十七日（1854 年10 月18 日）。中午，抵达闵行镇，缆舟登岸，散发圣经。八有二十八日（1854 年10 月19 日）。午后，抵东村，与麦都思及慕维廉牧士一块登岸，散发圣书。
当地百姓群集围观听道，所携圣书顷刻散尽。②九月朔日（1854 年10 月22 日）。是日礼拜，麦、慕二牧师登岸讲书。
二日，戊辰（1854 年10 月23 日）??午后至吴江，城外人家观者不少??申刻至平望，分送书籍。
二十九日，乙未（1854 年11 月19 日）。是日礼拜，至会堂听英人说法。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的王韬日记，从1853 年夏天到1854 年秋天这段时间几乎完全中断。而在此之前的最后一篇日记内容则是关于他的好友应雨耕及另一好友孙次秋向麦都思表示愿意受洗入教，并在麦都思指导下每天在墨海书馆学习圣经的事。②王韬极可能随后便参与其中，这段不翼而飞的日记也极可能充满了有关他参加宗教活动的记载。他害怕这种记载落入他人之手对他的政治活动产生严重不利，故意销毁了日记。"卖身事夷"的骂名已经够让他苦恼的了。
王韬身为基督徒却又竭力掩饰的情形可从下面一事窥其一斑。王韬逃亡香港后于1873 年曾给传教士理雅各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手稿与他后来自己整理发表在《弢园尺牍》中的印刷稿有几处明显差异。第一，手稿中称理雅各为"牧师"，而印刷稿中改称"君"；第二，手槁中称颂"阁下的主要事业就是传播福音，拯救整个世界和引导人类走向永生以使基督教义的光芒照耀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印刷稿中这句话被另一句无关乎基督教的活所取① TheReportoftheDirectorstotheSixty-FirstGeneraIMeetingofhursdayMayl0th，1855.转见于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P.20.② 王韬；《蘅华馆日记》，转见于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P.20.① 王韬；《蘅华馆日记》（上海图书馆臧，档号052509）。
② 王韬：《沪城闻见录》，转见于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P.代；第三，手稿中有"香港教会成员"的自称，而印刷稿中却只字未提。①还有两项不被人们注意的事实能够佐证王韬加入过基督教。一是王韬对基督教与天主教态度不同。终其一生，王韬一直与基督教传教士保持良好关系，且承认基督教在西方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他曾说："西域远处海隅，敦庞初变，悍厉成风，而耶稣一人独能使之迁善改过，以范围而约束之。道垂于千百年，教讫于数万里。呜呼！谓非彼土之杰出者哉？"②而对同为西方宗教的天主教则嗤之以鼻，他说，基督教"惟尚清修，而无一切拘挛陋习，尚近于儒"，其教徒"守己奉公，绳趋尺步"，而天主教却"盛事科仪"，"教旨反昧"，其教徒"嚣然不靖，不独在中国为然，即在欧洲诸国何莫不然"。③态度的好恶反映了他与两者关系的亲疏有别；二是王韬对西方传教士与西方商人态度不同。王韬具有浓厚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曾主张将所有外国人通通驱赶尽净，但后来他的态度有所改变，主张对待外国传教士与商人要采取不同的态度。他在为封锁太平天国而呈给苏淞太道吴煦的方策之中这样写道："密发札谕饬团练各长用心稽查，日夜勿懈，遇有外国旗号之船，即行阻截，入舱细加搜查??果有枪弹违禁物件，立即将奸商砍倒，并尽杀舟子以绝口??若遇教门讲书者，则用好言理谕劝回，教门中人为道起见，并无别心。"④有意无意的偏袒之情还是隐然可见的。
王韬虽然加入了基督教，但却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情感上并不喜欢基督徒，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写道："??（夷人）播煽异端，灭裂正教，尤足以簧鼓世俗，渐渍于无形。愚夫愚妇，为所蛊惑无论矣。而一二身列库序者，亦靡然从风，恬无知耻。逢兹浊世，生是乱民，有心人蒿目怆怀，屡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