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安'，就是指这种暂时的安定。也就是说，从巩固中央集权的角度来说，收兵权及其他措施，是有一定作用的"①。此说与叶适的本意相去甚远，或者可以说根本不合叶适的原意。首先，叶适这里所说的"少安"，是一种叙述，很难说是一种肯定的评价；从含义来说，也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指"内部安定"，而是指秦桧"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这是前文已经交待清楚的；叶适终身坚持报仇雪耻的大义，当然是不会肯定这种"以屈辱为安"的"少安"的。
这还不算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应不应该从"巩固中央集权的角度"来肯定收兵权等措施？这样肯定是否合于叶适的原意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现在说的"中央集权"，叶适当时称为"纪纲之专"，也就是集权于朝廷、集权于君主一人，对此，叶适是持批判态度的（已如前述）；叶适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抨击这次收兵权的举动的。他说：奏桧以为国权不可外假，兵柄不可与人，故屁意俯首，唯虏所命，以就和约。
废诛诸将，窜逐名士，使兵一归于御前，督府结局，收还便宜，使州郡复承平之常制。桧方矜其勋伐，自比赵普，以为经国之长算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无故而失其太半，迁劫之仇，百世而不可复矣，乃以抚定江左为大功，何哉？（《纪纲四》，同上，卷十四）
显然，他并不以秦桧此举为"有功"，而是认为有罪。所谓"国权不可外假，兵柄不可与人"，正是有宋一代的"祖宗家法"；南宋初稍改，开始出现外坚之势和抗金斗争的良好局面，虽有其弊，但诸将仍尊朝廷，并未对中央政权发生根本威胁；绍兴十一年是在抗金战斗的关键时刻收兵权，实与屈辱和议相表里，"祖宗家法"是恢复了，纪纲之专、法度之密，一如北宋，而内外皆柔之势则甚于北宋，自撤屏障，自毁长城，不要说其后每次战事皆告失败，就是"女真一旦出语不逊，闻于殿陛，朝野喧然，搏手无措，相对骇愕，无可为者"（同上），根本谈不上国家的稳定。叶适非常痛心地揭示了这次收兵权后纪纲的弊害：内治不定，则夫仇雠者谁与谋之？今百计衷取，竭东南之力以供四驻扎者，而兵不知用；因任旧将之子弟、部曲，以次得为统帅，而将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内廷，报发承受名为机密，而大臣不闻；诸州禁兵零细纤弱，专使路铃教阅训练，而守臣不预；防遏内江，虚撤沿淮，纪纲所在，错缪无序。然则有民谁治？有兵谁用？
有地谁守？岁迁月易，孰为可见之效？（同上）
这就是叶适"所谓必尽知天下之害，而后能尽知天下之利"（同上），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也就由此而发。
① 见《试论宋高宗的军政建制及其影响》一文，《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三）分权、疏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
叶适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主张，就是要解决纪纲、法度弊失的问题。在批评王安石变法时，他就提出了"正其纪纲，明其内外，分画委任而责成功"的改革思路。对此，他还进一步予以阐明：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图籍，略其四旁，规其中央，左顾右望，以尽天下之大形；坚外柔内，分画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归，以正天下之常势；第因其所有，掩绝前后，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岂可得哉！此天下之大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论今天下之事所以穷数百万言而不能决也。（《纪纲三》，《水心别集》卷十四）
纠正天下"以人主之一力守之"的"纪纲之专"的偏失，使之合于天下纪纲之"常道"，改内外皆柔之势，使之"坚外柔内"，以正天下之"常势"，这是叶适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而实现这个改革的途径是："纪纲以专为累，则莫若分之"，"法度以密为累，则莫若疏之"（《实谋》，同上，卷十），简言之，就是分权疏法。
所谓分权，就是朝廷、君主把一定的权力，包括兵、民、财赋之权，分给将帅和地方守臣，使之得以自用，得以专任，即有其自主权。叶适的具体策划是：分两淮、江南、荆湖、四川为四镇，以今四驻札之兵，各以委之。所谓四镇者，非尽举此百余郡之地以植立之地。于中各割属数州，使兵、民、财赋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问焉，余则名属之而已。而又专择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谓兵、民、财赋，皆得自用，则朝廷平日所以置四总领其军粮者，二年之后，皆可无复与彼，以数州之财足以养之矣。如此，则彼之任专，而吾之费轻矣。（《终论一》，同上，卷十五）
这里把州郡分为两类：一类是四镇驻札兵所在之州郡，"由郡守摄都统制，召旧师使归宿卫"（《终论二》，同上）；一类是一般州郡。其守臣权力的轻重是不同的，但共同的是"兵、民、财赋皆得自用"。这样做，可以减轻朝廷财政上的沉重负担，兵由州郡自养自食，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功效在于使"朝廷所谓烦密不可变之法度者尽变之，以共由于疏通明达之途"；"分江、淮、川、蜀之地①，与之兵、民、财赋以重人臣之任，而后朝廷所谓专闭不可分之纪纲者尽分之，以各合于外坚中柔之术矣。"（《终论一》，同上）分权、疏法，改变原来纪纲专闭、法度烦密之宿弊，从而达到外坚内柔之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
叶适明白，这件事情很不简单："以兵与人，以地与人，此今日异常之大事也。"（同上）之所以是大事，因为它是要改变有宋以来的"祖宗家法"。
虽然做起来并不困难，"其为之也，不惊世，不动众，陛下一日命之则成矣。
成则久，久则安之以为常然。"（同上）但阻力一定不小。叶适认为，为国为民，为了成报仇雪耻、恢复故土之大功，必须这样做。"内以期月之内，尽去民之所患苦"，这是为民；"外以二年之外，兵勇士厉可用之于死，而大功可举矣"，这是为国。因此，叶适奉劝孝宗皇帝："陛下不惜财，不吝权，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胶固，伸挛缩，易于举动，果于责成，而大功可举矣。"（同上）
叶适所主张的分权、疏法，是有限度的、有前提的。其前提就是保持朝① 此处有笔误。川即蜀；而上文有荆湖，因此这里简称应为江、淮、荆、蜀。
廷的用人权，对于守臣、将帅选用要得当。任用之后，既有所纵，也有所控。
在他们应有的兵、民、财权的范围内，朝廷让他们得以自用、得以专任，"一听其所为，而吾无问焉"（同上）。但是，也并非一切不问，完全放纵，如对原来的四屯驻兵，改隶于四镇，就要进行整顿，"钩考其隐冒、乾没、请给不尽及军人之罪，声而治之"；朝廷对守臣、将帅"所问者，吾欲精其军，使各不过三四万；吾欲用士之锐，而不并富其家小"；"更其敝政，行其新令，吾欲其无讙无动，以惟吾之所命"（同上）。总之，朝廷对地方守臣、将帅是有所问又有所不问，既给予自主权，又保持朝廷应有的控制权。这就是把专与分、密与疏、控持与纵舍结合起来的天下纪纲之"常道"。实行这个"常道".既可纠正有宋一代纪纲法度"能专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疏，知控持而不知纵舍"的弊端，又可防止出现唐未五代那种藩镇割据、内战频繁的祸乱，从而形成外坚内柔之"常势"，改国家的积弱之势力强势，实现报仇雪耻、恢复故土的目标。叶适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是针对当时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度而发的，由于没有被南宋的最高统治者采纳，不可能实现。但是，这里所议论的问题，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法疏与法密的关系等等，即使是在封建制和君主制不存在的情况下，也是存在的。因此。叶适的思想至今仍对人们有启发。
（四）改革人材选拔和任用制度的主张
叶适认为，宋代纪纲之失，与人材选拔和任用制度之弊密切相关。"纪纲之失犹其粗者耳，并与人材皆坏。"（《纪纲二》，同上）纪纲之专、法度之密，"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情，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法度总论二》，《水心别集》卷十二）他列举了"今朝廷之法度，其经久常行不可变改者，十数条而已"，包括"资格"、"铨选"、"荐举"、"任子"、"科举"等人材选拔、考核、迁升等方面的制度，"皆为法度之害"（《法度总论三》，同上）。针对其弊害，叶适提出了相应的改革主张。
针对"资格为用人之害"，叶适说：以贤举人，以德命宫，贤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从之，一定而不易，此尧、舜以来之常道也。无有所谓自贱而历贵，循小官之次而至于卿相，如后世之所谓资格者。（《资格》，同上）
叶适认为，"盖资格者，生于世之不治，贤否混并而无所别"，是衰世之法；"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同上）。其具体表现为："无有流品，无有贤否，由出身而并升，??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而已矣。若是而欲以举贤才，起治功，其可得乎！"（同上）因此，"资格之害深，则人皆弃贤而为愚，治道日坏而不自知。"（同上）他建议最高统治者"审乎资格之实，深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变通，号召收拾，以终成资格之利而不受资格之害"（同上）。他主张："贤材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称此官可也，岂可疑其资格未至而姑迟之哉！"（同上）只要符合德和才这两个标准，就应授予相应的职务，而不应以资格不够来阻碍其任用。
对于"荐举之害"，叶适曾生动而又辛辣地进行了批评。他描述了那些要晋升之人，在晋升前后的变化：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体以求之，仆隶贱人之所耻者而不耻也。??及其人之既得脱乎此也，抗颜庄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为卑身屈体之状以进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则以此见举，以此举人。（《荐举》，《水心别集》卷十三）
这种状态，颇类似民间那种"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现象；而这里所描述的是官场丑态。在"荐举"制度下，人身依附、人格扭曲而不顾廉耻，其结果是"人才坏而生民受其病，无足疑者"（同上）。可悲的是，"流弊之极，皆固守而不思变"（同上）。叶适认为应该改变荐举制以除其弊。他主张，一般情况下，对官员的升迁，应"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积日计月而无在官之过者"，可以"循次而进"，不必由人荐举；这样，"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为是卑身屈体以求之，而仆隶贱人之所耻者亦或知耻矣"（同上）。在特殊情况下，对真有贤能者，"大吏或一举其才，则朝廷信而用之，拔于常调，此荐举之正也。"（同上）
"任子"之制，非始于宋，但在宋为害特甚。叶适批评那种所谓"荫补"的世禄制，"其功业未有以异，然且从而官其子"，这只能使那些"庸庸无所短长之士，而必使世继为之"（《任子》，同上）。叶适进一步批评因"任子"而发生的"一人入仕世官无穷"的现象"为一害"。他指出，"古者裂地分茅以报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孙嗣上"，那只限于功臣；现在把这种办法扩大到入仕为官者，那就违背了选贤任能的原则，"以为恩则滥，以为法则敝，以为义则悖"；这是"朝廷不尚贤而尚贵"（同上）的表现。从崇宁、大观以来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贵仕者"，"今也子孙仕宦，不知艺极，骄侈多忌，自称世家，将使世之所谓贤者何以劝焉？"（同上）他指出："公卿大夫之子弟，因父兄之任己，不求于有司而得之，若此者，亦非以为贤也，非以为材也，而天下皆以为不当得，虽其上亦以为不当得也。"（《官法下》，《水心别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学无能而多取天下之爵禄"（同上），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真正的贤能之士就会被埋没。他根据古代的官制指出："世禄不在不朽之数"，"自古亦未有无功德而可以世其禄者"（《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一）。因此，世禄制当在必除之列。废除世禄制，而代之以选贤任能之制。叶适说："任之者皆贤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当得而无所归怨；所与之人必少于旧，而上无立法更制之劳，下无守法任怨之患。"（《官法下》，《水心别集》卷三）与此同时，"举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养之于学校，择天下之明师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才器卓然，可以为国家用"（《任子》，同上，卷十三），也可从另一方面免除庸庸不肖者滥荫入官之患。
叶适认为，"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国之命系焉。"（《科举》，同上）当时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而科举制度的流弊尤其大。它使知识分子只会背诵那些无用的"程式之文"，"俯首诵习谓之'黄策子'者，家以此教，国以是选"，这本是"人之所轻者"，而"上之求士而用之"，甚至"公卿大臣由此途出"（同上）。因此，叶适痛切地说："要以为坏天下之才而使至于举无可用，此科举之弊法也。"又说："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幸也。"（《制科》，同上）所以在"科举之常法"之外，又有"制科"，朝廷待之尤重，选之尤难，"制举之法反密于科举（按指"科举之常法"）"，这样，"使科举不足以得才，则制科者亦庶几乎得之矣"（同上）。在北宋，富弼、苏轼、苏辙兄弟等名士均由此科入仕。但是，制科也有其弊。"当制举之盛时，置学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虚论，披抉不穷，号为制举习气。故科举既不足以得之，而制举又或失之。"其流弊之所及，以致于"制科之法，是本无意于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记诵者耳。此固所谓豪杰特起者轻视而不屑就也。"（同上）叶适最不满意的是"词科"，南宋称为"博学宏词科"，叶适认为有弊而无利。他说：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宏词》，同上）然以此人仕而显贵者，"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同上）。因此，叶适认为，制科虽有弊尤有可取，而词科一无可取："盖进士制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者，至于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