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生活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其政治和学术活动主要在孝宗到宁宗三朝。这段时间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在屈辱"和议"下的相对稳定。由于南宋军民的抗金斗争，靖康之变到绍兴初年的那种战乱局面已成过去，南北对峙的局面已形成；但由于南宋统治者奉行对金的妥协投降政策，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始终笼罩在屈辱"和议"的阴影之下，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结合在一起，使南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难极为深重。在南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对金的和、战、守问题是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以和战而论，在叶适出生前有"绍兴和议"，在叶适出生后，有孝宗北伐和"隆兴和议"以及宁宗朝的开禧北伐和"嘉定和议"。
"绍兴和议"是在抗金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两次，一次成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 年），一次成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 年），都有宋对金纳贡称臣的内容，条件非常苛刻，而以第二次和议维持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绍兴十一年和议，是在金完颜宗粥（兀术）南侵，宋军反击，取得了顺昌之捷（刘锜）和尚源之捷（吴璘等）、郾城之捷（岳飞）之后，宗弼通过其派往南宋的内奸秦桧实现的。高宗、秦桧为了求和，放弃了宋军经过艰苦战斗已收复的淮河以北的土地。宋帝向金称臣，每年向金纳绢25 万匹、银25 万两。绍兴十一年是南宋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这年不但接受了屈辱的"和议"，为了保障"和议"的实行，高宗、秦桧还收了前线各大将的兵权，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罢黜了抗金名将韩世忠，一大批反对屈辱"和议"的官员被罢职流放。如陈亮所抨击的，这是"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第6 页）。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 年），高宗赵构实行"内禅"，传位于太子赵昚（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是为孝宗。孝宗初即位，即起用主战派大臣张浚，主持北伐。宋兵由两淮北上，由于前线将领不和，造成符离兵溃，金兵乘机渡淮南下。南宋在秦桧余党汤思退主持下，与金议和。隆兴二年（公元1164 年）冬，和议成，宋帝不再称臣，金、宋二帝以叔侄相称；改"岁贡"为"岁币"，银、绢各减5 万，分别为20 万两、匹；宋割四郡地，两国地界恢复绍兴和议原状。叶适回顾这次历史事件说：往者隆兴之初，聚重兵于淮水之上，使辅臣督之。方其未战也，天下交口而议其后；及其一战而不胜也，大兵溃散，飞檄告警，督师罢黜，而复与虏和矣。（《廷对》，《水心别集》卷九）
在当时，士大夫中主和者为多数，反对和议的是少数。但这个主和的多数并不能代表南宋军民的多数，如朱熹所说："且若必以人之众寡为胜负，则夫所谓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军、万姓之为多耶？"（《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宋孝宗原是"锐意恢复"的君主，但在为数众多的主和派的包围下，进取之志逐渐减弱，终于不能有所作为。
在屈辱和议下，南宋人民受着宋金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仅岁贡（隆兴后改岁币）一项，南宋每年派官吏军兵押送过境，途中费用自备，不堪其苦。入金后，不断地受金官吏刁难和勒索。"初交绢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无法，又胥吏需索作难之故。数月后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退四、五。"实际负担远远超过"和议"规定之数。此外，每年宋金要互派正旦使、生辰使，宋使入金要纳大量财物，金使南来大肆勒索。如"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礼物金器一千两、银器一万两、彩缎一千匹。又有脑子、香茶等物，及私觐香茶、药物、果子、币帛、杂物，莫不与焉。若外遣泛使，则其礼物等又皆倍之。又有起发副使土物之费。又有朝辞回程宜赐等费。若盱眙等军，在路四处应办南北贺正旦生辰，常使往回程八次，赐御筵每处钱一万八千五百余贯，而沿途应办复不预。若北使之来，赐予尤不赀焉。"连完颜宗弼（兀术）
也不得不承认："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宋末周密认为："开边之用固无穷，而和戎之费亦不易。"（《齐东野语》卷十二《淳绍岁币》）南宋统治者就是这样以大量的民脂民膏去讨好自己的仇敌，以求得在东南的苟安。
南宋的官僚、大地主在残酷刻剥人民的基础上，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置复仇雪耻和中原人民的苦难于不顾。定都临安（杭州）后，以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就大兴土木，营造宫殿，作长期偏安的打算。由中原南逃的贵族大家、官僚富户聚集临安，他们"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日，缓急倒施"（《宋史·汪立信传》）。诗人林升在《题临安邸》诗中，揭露了他们苟且偷安的情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南宋晚期文人罗大经也有类似的讽刺诗：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
（《十里荷花》，《鹤林玉露》丙编卷一）陈亮对南宋统治者这种"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乐其生于干戈之际，上下宴安"（《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卷一）的行径深恶痛绝。而叶适正是生于绍兴和议之后，亲眼看到隆兴北伐的失败和隆兴和议的实现。他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就是面对着这个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到了晚年，叶适又亲历了开禧北伐和嘉定和议。
宁宗（赵扩）嘉泰三年（公元1204 年）十二月，邓友龙使金，有人夜半求见，"且言金为蒙古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
邓友龙归告韩侂胄，且上倡兵之书，北伐之议遂起。"次年正月，"有劝韩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定议伐金"；又有浙东安抚使辛弃疾人见，"言金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备兵为仓卒应变之计"，侂胄大喜。
郑挺、邓友龙等又"附和其说，侂胄用兵之意益锐"。（以上均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应该说，金外有蒙古之患，内有饥荒，说"必乱必亡"，并非虚言，建议"以元老大臣备兵"以为"应变之计"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时南宋在屈辱的"和议"下苟安数十年，国力贫弱，内政**，人民困苦，兵情将怯；北伐恢复失地虽符合人民的愿望，但在并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出兵，却是轻举妄动。当时主持北伐的韩侂胄是一个外戚、权臣，在政治军事上并无杰出才能，实不堪此重任。他不听有识之士的劝告，一意孤行，兴兵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