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臣在一旁费力地读着公文，女王双眼微闭，似睡非睡，似听非听，然后一声“照准”的批示从她嘴里发出，平静而惬意……
也就在维多利亚在她的晚年不断地赢得自己作为帝国之荣耀与尊严之同时，她对于她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认识也逐渐地加深了，或者说，她晚年的东山再起本身就是她自己与这个对她来说极其反感的时代进行调和之产物。
早在亲王在世的时候，有一件事就深深地触动了她。激进而好事的帕麦斯顿曾被她和亲王经过艰苦之斗争挥到一边，当时，与他们站在一边的约翰·拉塞尔首相曾称帕麦斯顿“年事已高将不会再有多大的作为了”。可是几年后，这个家伙却再度发迹，一举成了英国的首相，而且，除了一次极短时间的中断，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整整十年。帕麦斯顿的死灰复燃，使维多利亚大为不解，难道真是他个人有多么大的能耐吗？显然不是，帕麦斯顿当然是个能力非凡之人，但是在英国有这么大能力的又何止一个帕麦斯顿？那么，那个使帕麦斯顿成为“不倒翁”的理由是什么呢？
直到她的晚年，在与格拉斯顿的较量中，她终于翻然悔悟。本书前面曾提到的两件事使她极为尴尬却又最终促使她对于这个时代，对于她个人与这个时代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一件是关于爱尔兰教会议案之处理，在她的加冕仪式上，她曾宣誓坚信爱尔兰新教，而现在政府却要废除对爱尔兰教教会之支持，按她个人的情感，她坚决反对此事，但是每次抗议与反对都使她感到势单力孤，而最后她倒是不得不反过来力劝她的那些同道们有所节制。因为她感到废除至尊，削弱贵族势力，追求自由、平等正成为这个时代最激进最得人心之思想，她不得不断地做出顺应这个潮流之姿态，否则她连现在这样的地位也无法维持下去。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政府关于废除鬻买衔位之呈文中，她几经痛苦而终于同意签字。
在她看来，时代越来越混乱，那种优雅的贵族绅士风度已苍白无力。她终于明白，这一潮流事实上从帕麦斯顿当权时就已经相当强大了。帕麦斯顿的最终胜利与其说是他个人能力与权术之胜利，不如说是他的主张与政策吻合了时代的节律，他不可战胜。
现在是轮到维多利亚来做出自己的选择了。在她的骨子里，王权的荣耀与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而事实上，这种荣耀与尊严的保障——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正在被自由主义运动一点一点的吞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不能容忍权力过分集中的王权，但是，大英帝国这样一个日不落帝国却又需要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凝聚人心，而国王正是理想的象征物。这样，在这个社会，作为国王的权力与荣耀尊严被彻底的分离，国王可以拥有荣耀与尊严而权力却必须受到极大的限制。
维多利亚终于明白了这一切，她感到自己个人的力量已无法与时代之潮流作你死我活之战斗，她只能是面对她不能赞成之事，她可以呼吁、抗议，甚至威胁，但最终她还得同意、支持。
她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她的固执与任性依然十分强大，但最后却都为顺从所代替。她乐于做一个象征物，一个体面国家之摆设，因为这是她博取荣誉与尊严的惟一途径了。她乐于四处巡视，她乐于在各种呈文上签字，她乐于参加各式各样的规模宏大的庆典。正是在这些频繁的露面中，她获取了极大的虚荣。
有这样一种说法：许多原先由国王承担的签署军官委任状的责任，早在维多利亚中年时即已经国会明令免除，而现在，维多利亚却自愿重新担负起此义务。关于签字，许多人也曾劝她用图章代替，她总觉得不过瘾而坚决拒绝，她甚至觉得亲笔签字仍不足以宣示其王者之气魄。后来，一方面随着公文的日益繁多，另一面也出于自身虚荣之需要，她同意公文只要通过她的口头批准就行了。忠实的大臣在一边高声地宣读公文，维多利亚双眼微闭，似睡非睡，似听非听，末了，她不假思索，也用不着思索，一声“照准”从她嘴里发出，伴随着一种满足与惬意，在幽深的宫廷里久久回荡。
王室与帝国对于荣耀、尊严的共同需要，使得后期的女王与内阁之间的合作十分的默契。内阁在名义上把女王抬得极高，而女王却也乐得不去过多的干涉内阁的行动，她与索尔兹伯里的愉快合作便是最好的证明。和梅尔本与迪斯累里不同，女王与索尔兹伯里在个人交结上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索尔兹伯里的扩张政策正需要女王来凝固人心，女王也正是在索尔兹伯里期间获得极高的荣誉。即位50周年与60周年庆典把女王的尊严荣耀抬到了极点。而女王对于索尔兹伯里内阁的不干涉甚至是支持却正使索尔兹伯里在任期间的英国对外的殖民活动一帆风顺，而国内也获得了相对的繁荣与稳定。
二、细心的侍女们发现，女王帽子上与乌亮的饰物配在一起的紫色绒花一天一天地变大了。
对于时代精神与社会潮流的更其深入的理解，对于自身地位与作用的更其清醒认识，使维多利亚的个人生活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少女时代的维多利亚原本活泼、开朗，后来大英帝国至尊的地位与尊严使她越来越趋于严肃端庄，特别是亲王死后，她的严肃端庄里更注入了一份阴冷的色调，她的爽朗的笑声消逝在幽深的宫墙之内，她的华贵的服饰为朴素的黑色褶裙所替代，她的与表兄弟们在一起时的光彩照人的表情在面对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臣子们面前荡然无存。她高高在上，她神秘莫测。
但是现在，当她悟透了在这样的时代，即使是国王之尊严与荣誉也无需靠一本正经循规蹈矩之行为来支撑了。
维多利亚的人生观念就这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发现，自阿尔伯特死后留下的统治外观正一点一滴地开始剥落。宫廷里严格的守丧开始松懈了。以前，维多利亚外出，所乘坐的马车都是严严实实的，马车的窗帘只偶尔的被掀开一角，一张神秘的面孔探了出来，旋即窗帘又被放下，一切又被幽闭起来。现在，女王乘坐的马车改成了敞篷，新鲜的空气随处可闻，而臣民们也随时可睹女王的尊容。
女王的穿着也越来越亮丽了，女王坐着敞篷马车从园子里驶过，细心的侍女们发现，每一次，女王的穿着都有新的变化，紧束的紧身褡使她肥胖的腰身不再那么显眼，而衬架撑起的满张的裙子如波浪般飘动着，给人轻盈活泼的感觉，女王帽子上与乌亮的饰物佩在一起的紫色绒花也一天一天地变大了，变亮丽了，人们的记忆又被带进了五六十年前维多利亚的少女时代。
紫色绒花在女王的头顶开放，年迈的维多利亚越来越流露出一种和蔼慈祥来。她的微笑曾一度是那样难得地在那愁眉苦脸上一现（只是在遇到迪斯累里时才偶尔一笑），如今正轻轻盈盈地从脸上荡开，那双蓝眼睛仍旧奕奕有神，只是更多的充满了一股妩媚与柔和，给所见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对待侍嫔们再也很难听到她的严厉的大声训斥了，她甚至成为了侍嫔们日常生活中热情的知心人，她与她们的交往变得频繁而平易。她的同情还延及宫中的仆佣，甚至于宫婢和尉役，她们都逐渐地成为了她细细的问候与深深挂念之对象。当她们的心上人被派去国外或者他们的亲戚诸如姑妈或者舅舅患了风湿病的时候，她也主动地去安慰他们，帮他们想办法，甚至还送去一些药物。
是的，她的生活态度是彻底地改变了，她一面高居宝座，一面又常常走下御台，她明白这上上下下之间的内在联系。宫廷的生活一向是单调的，而长久侍立又总是令人疲倦之至，但是现在，单调、寂寞与疲劳已被女王的和蔼问候与爽朗的笑声所淹没。侍嫔们怀着敬爱之心侍奉着主人，侍奉这位非凡之主人的光荣抹去了千种百种烦恼，她们自觉地在履行一种神奇的使命，她们忘却了在温莎那无尽的长廊里已经站痛的双脚，她们也忘却了在巴莫罗的严寒中已经冻青了的裸露的两臂。
即便是在堂堂朝廷，在那些一切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秩序与仪式的最正式的场合，维多利亚对于社会、人生之新认识与新态度也越来越多的渗透进来。朝仪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在女王的宴会上面对缜密的典律，即使是那个自信与女王私交极密切的梅尔本勋爵也曾紧张得僵直在沙发上，而一般的大臣更是只能围坐大圆桌旁屏声敛气，他们的座位也被严格地指定，不能有丝毫改动。每天傍晚用餐过后，壁炉前那块专属陛下的地毯，便在一片逼人的光华中赫然地呈现在那些凡夫俗子们面前，谁也不敢靠近。女王的问话也是机械的，礼节性的，这一点格里维尔先生曾深受其苦，但是现在，情况大为改变，女王的地毯撤去了，女王亮丽的衬裙在宾客间飞来荡去，女王的问话不再机械、生硬而充满了发自内心之关切，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和、舒适而充满生气。
女王与大臣的接见较之以前气氛也宽松多了。按朝廷规矩，大臣在女王接见时，必须站着，这条规矩被严格地执行了几十年。曾经有一次首相德比在一场大病后觐见女王，德比勋爵的身体看得出还极其虚弱，女王想让德比坐下但一念及自己的尊严与朝廷规矩，便立即放弃了这一念头，她对德比勋爵说她很抱歉不能让他坐下。而现在，维多利亚在面对同样情形时，处理却迥然不同。一次刚刚发过痛风症的迪斯累里来觐见，女王赐给他座位，当然一向深谙女王心里的迪斯累里最后谢绝了这一“殊荣”，但给臣子赐座对权力欲极强的维多利亚来说却是破天荒之举。
也许人们认为维多利亚的赐座只是说明她与迪斯累里关系非同一般，并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但是很快另一件事却不能不使人们对维多利亚另眼相看。格拉斯顿、女王晚年政治上的对立者，当后来他觐见女王时，女王念他年事已高，一律赐座。格拉斯顿以后的索尔兹伯里勋爵任首相期间也因年事较高而享有同样的特殊待遇。
三、五十多个人的王室大家庭济济一堂，簇拥着神情和蔼的女家长，维多利亚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与此同时，维多利亚也开始把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到她的庞大的家族之中。
晚年的维多利亚在政治上找到了一条达到辉煌顶点之捷径，她与内阁大臣们的默契使她有精力来关心政治以外的许多事情，家庭便是其中之一。
随着年长子女的陆续婚嫁，女王的家族范围越来越大。日益庞大的家族曾经以利奥波德国王为轴心，现在，利奥波德已经死去。而他在一大帮日耳曼和英国亲戚中的轴心地位与顾问职责自然地落到维多利亚身上。
但是，在利奥波德去世最初十来年里，维多利亚在政治上正处于极其尴尬之时机，她的职责很难彻底深入地履行。现在，她赢回了往日之尊严与荣耀，她对生活之认识有了深刻之变化，她的时间也较前要充裕一些，她决心孜孜不倦地履行家长之职。
事实上，对维多利亚来说，她的收获不仅仅是维系了这个庞大家庭的联系与和睦，她更多的是在这个庞大的家庭中享尽了天伦之乐。这种天伦之乐只在阿尔伯特在世时在工作的间隙里偶尔闪现过，现在她是体验得更加充分与深入了。
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她特别喜欢孙辈们，对他们，她表现出他们的父辈从未享受到的溺爱。她有时也依旧很严厉，孙辈中普鲁士的小威廉王子是一个极其任性的孩子，有一次，在奥斯本，维多利亚——他的外祖母叫他向一位来宾鞠躬，他居然当场拒绝，外祖母于是生气了，慈祥的面容顷刻间变得异常可怖，她再一次叫他，不，是严厉地命令他应该怎么做。小王子吓坏了，只得顺从，深深地向来宾鞠了一躬。而这时，那个可怖的外祖母又变得慈祥温和起来，一把搂过小王子，满面笑容在他的头上不停地摩挲着……
当然，对于年长的孩子，维多利亚也同样充满了关怀与爱护，在她的眼里，无论年长年幼，都是不懂事的孩子，都需要管教与爱护。她的长子威尔斯王子其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这位纨袴子弟历来就使做父母的操尽了心血，阿尔伯特就是因为不放心在剑桥大学的儿子而前去亲自管束时染上了致命的风寒而命归黄泉的，但是，这位不争气王子依然我行我素，风流倜傥，生活糜烂、轻浮、放荡，维多利亚无法阻止儿子的堕落，她所能做的只是一面坚决不许他对政府事务有一丝一毫的干预，另一面只有借助于舆论来抨击社会之罪恶以此来唤醒民众也包括她那个不争气的逆子。她曾给《泰晤士报》的主编德兰先生写信，请他“经常写些文章以指出上流社会极其无聊轻浮之见解和生活的无比危险与罪恶”，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所有的人中，威尔斯王子也只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