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回到纽约，打算找房子住下来。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有很多供学生使用的比较便宜的宿舍，史沫特莱跑到那里，想找一间合适的房子。一报姓名，房东们都说：“啊，你就是那位间谍案的当事人呀，要是被联邦调查局盯上就麻烦了。这里不能住，到别处去吧！”有的说得比较委婉：“留女的住不方便，还是个作家，一天到晚猫在家里，电也耗费得多。”她无可奈何，只好搬到西二十三街一家旅店去住，一周25美元的房费，自己开伙做饭。
在这个旅店的小小的房间里，史沫特莱与外界很少联系，过着独自面壁的凄凉日子。幸而旅店距离石垣绫子家很近，石垣夫妇是在艰难的日子里始终忠诚地支持她的老朋友。除了他们，就是埃德加·斯诺了。斯诺与他的妻子尼姆·韦尔斯长期分居以后离了婚。最近斯诺在斯尼登兰丁村与年轻的女演员洛伊丝·惠勒举行了婚礼。当时史沫特莱还没有离开斯尼登兰丁，老朋友的婚事几乎是她一手操办的。这是她在这段压抑的日子里惟一的一件称心快事，现在，史沫特莱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她付了一个500美元的律师费，又给弟弟萨姆寄去了500美元。她知道弟弟也像死去的父亲那样，是个手里一有钱就往酒馆里跑的角色，但弟弟来信要钱，她总是不忍拒绝。为了节省开支，她经常去跟绫子夫妇一起吃饭，根据绫子的回忆，这年盛夏，她汗流浃背地来到绫子家，洗了个澡，穿上绫子的浴衣，坐下来一道吃饭。有时候她会从餐桌上留下一片肉，对绫子说：“这点让我带回去，行不？”绫子说：“你跟我客气什么！”就把肉放在冰箱里，她走时送给她，她爽快地提着走了。绫子看着史沫特莱的背影，伤心地叹了一口气，觉得她真是太可怜了。
史沫特莱把她的《朱德传》的书稿交给了克诺夫出版社。编辑要她作很大的改动，他们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引用朱德的原话太多，不生动，要改成作者自己的语言；第二，对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积极同情的表现太明显，要暗示中苏对立，使作品带有反苏**的色彩。史沫特莱很恼火。她认为第一点属技巧问题，可以接受；第二点是不能接受的。在**内容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妥协；至于反苏，史沫特莱对斯大林的严酷有自己的看法，但也肯定苏联的光明面，尤其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贡献，她是看得很清楚的，谁也别想要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塞进反苏的内容。史沫特莱常说：“如果苏联没有在战争中牺牲的2500万人，我们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最后史沫特莱与克诺夫出版社决裂，在斯诺的帮助下把书稿修改完善，另找出版者。
在逆境中，史沫特莱更加怀念中国，怀念她的**员朋友。她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甚至在自己的祖国美国，她的心都得不到安宁；只有中国，那儿才是她的家，她生命的归宿，灵魂的家园。近一年多以来，她不断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消息，每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她就举杯默祝，忘记了自己的一切烦恼，忘记了自己原来不是一个中国人。
史沫特莱决定回到中国去。她太爱中国了，她甚至害怕地想：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不会不再需要她这个战地记者了？她一个人在旅馆里寂寞难耐，经常在绫子家里待到很晚。有一次，她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
“我是在中国的战斗中生活过来的，我的斗争目的已经达到，我在中国起的作用已经结束了。”
荣太郎责备她说：“你在说什么呀，艾格尼丝？革命后的中国更需要你的帮助，你对国际舆论的感召力是很大的。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可是你却说……”
史沫特莱听了，怅然微笑。
1949年7月，史沫特莱开始申请到中国去的护照，申请了几次都遭到拒绝，也不说明理由。最后，护照科的人告诉史沫特莱的律师罗格，因为她是**人，国防部指控她是间谍。史沫特莱找了很多人帮忙，当局终于发了善心发给她一份1950年10月到期的护照，只对去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有效。这时候已经是1949年10月末了。史沫特莱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其实这是为了迎合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需要，他们计划在1950年10月传讯史沫特莱，让她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审问。
9月末，在史沫特莱还没有领到护照以前，陈翰笙来到她的住处，送给史沫特莱2000美元，这是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府送给史沫特莱的到中国去的旅费。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远在大洋彼岸的、共同战斗过的忠实的朋友。
史沫特莱兴奋地打电话给绫子，说是得了一笔特别的稿酬，要跟他们在一起好好地庆祝一下。不一会儿，她就提着大包小包和一个大蛋糕来到石垣家。绫子看到史沫特莱，简直惊呆了，她的神情是这样明朗，灰蓝色的大眼睛里盛满了欢乐和幸福，这些日子里她脸上那种驱不散的忧愁和迷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她用特别响亮的语调把中国人民给她送了这份大礼的实情告诉了绫子，要知道这些话在电话里是不能说的。然后她就到厨房里忙碌起来。自己做菜请客，这原是史沫特莱的一大爱好，她很久没有机会这样做了。
菜做好了，满满地摆了一桌，三个朋友举起杯来，干了第一杯杜松子酒。
中国人民需要她，中国**希望在革命胜利后欢迎的第一位外国朋友就是她，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度过了苦难岁月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将很快摆脱目前这令人窒息的困境，到她向往的中国去，呼吸中国大地的新鲜空气，见到她日夜想念的朱德、**和周恩来，还有许许多多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们，也许还有她钟爱的中国儿子小国华。他们将怎样称呼她，史沫特莱同志？她心里装不下这巨大的幸福，她想唱，她想跳；在绫子和荣太郎这两个好朋友面前，她为什么不可以尽情地又唱又跳呢？
几天以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绫子和荣太郎买了蛋糕和蜡烛，把史沫特莱叫了来，大家又一次举杯，为中国人民，也为史沫特莱的未来祝福。
在等待护照的日子里，史沫特莱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见了一面。他们首次见面是1928年在柏林的时候，以后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49年10月，尼赫鲁首次访问美国。史沫特莱两次写信到印度大使馆要求见他，都没有回音。她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自称是尼赫鲁的秘书的男人。史沫特莱怀疑他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因为据她所知，尼赫鲁的秘书是个女的。这男人说尼赫鲁绝对不会客。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熟悉史沫特莱的记者问起尼赫鲁为什么不见史沫特莱，他感到很意外，立即答应把史沫特莱请到宾馆，谈了一个多小时。史沫特莱希望尼赫鲁尽快承认新的中国政府，并且到北京去看一看，尼赫鲁表示同意。谈话圆满地结束了，但史沫特莱心里感到有点不是滋味，觉得这位老朋友有点高高在上的姿态，好像“屈尊”了似的。
这时候史沫特莱的护照发下来了，她决定先到英国，再想办法在1950年10月护照到期以前到中国去。
1949年11月15日，史沫特莱离开了美国。她乘坐一条法国船到勒阿弗尔，再从那里渡过海峡到英国。石垣夫妇没有到码头送别，这是史沫特莱反复嘱咐过的，因为他们没有美国公民权，联邦调查局要是盯上了他们，会遇到很多麻烦。送行的只有布鲁克斯夫妇、斯诺夫妇和陈翰笙夫妇。史沫特莱最后看了一眼生她养她的美国大地，登船而去。
在船上，史沫特莱面对着蔚蓝色的大海，心情豁然开朗。她坐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舱，船上没有人认识她。美国全国海员工会的头目，也就是那些专门指责别人是**的右派工会的领导人去伦敦开会，坐在头等舱里，他们也不认识史沫特莱，这使她感到特别轻松。她和船员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在船上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她端上一杯加水果的威士忌，到处找人聊天。由于和船员们关系融洽，她在船上的小卖部里买到了大量的食品：有十打精选的大鸡蛋、六磅切成薄片的腊肉、两三磅红茶，还有新鲜的柑桔、番茄酱和调味品。她从希尔达的信中知道，英国战后的经济长久没有恢复，一直实行食品配给制，每人每周只有两只鸡蛋，两片咸肉，水果只配给孕妇和儿童。她带来这些东西，一定能使朋友们高兴。
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和玛格丽特·斯洛斯在伦敦迎接史沫特莱，还有希尔达的丈夫克拉克博士。他们都是史沫特莱以前在香港时认识的老朋友。克拉克博士在香港沦陷前担任香港卫生总监，他们夫妇俩曾帮助史沫特莱给新四军运送过药品。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他们夫妇俩，还有玛格丽特，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被折磨了整整三年，盟军收复香港，才把他们救了出来。那时候，两位妇女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克拉克博士满头的黑发都白了，步履蹒跚，让人搀扶着走了出来。现在希尔达一家住在伦敦，克拉克在海外殖民地当总督，家里只有希尔达和13岁的女儿玛丽。玛丽在学校里寄宿，希尔达把一间有独立卫生间的房子给史沫特莱住，她准备在这里安安静静地修改《朱德传》，等待机会到中国去。
在史沫特莱离开美国这段短短的时间里，联邦调查局加紧了活动，那位敢于与麦卡锡对质的欧文·拉铁摩尔教授终于被扣上了“俄国谍报机关头目”的红帽子。拉铁摩尔是东方问题专家，有不少关于中国和亚洲问题的著作，1941年曾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进驻中国，1942年回国后，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他对蒋介石政府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联邦调查局拿拉铁摩尔开刀，显然是想对史沫特莱起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是10月份史沫特莱护照到期回美国接受大陪审团审问的前奏。史沫特莱明白，美国是死也不能回去的了，惟一的希望是在1950年10月以前英国能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互派大使以后，史沫特莱就能够到中国去。
史沫特莱的希望没有落空，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英大使是史沫特莱的老朋友郭沫若。史沫特莱日夜盼望，直到4月，中国大使的行期依然未定。由于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中英两国互派大使的计划未能实现，她盼望已久的郭沫若没有到来。希望变成了失望，史沫特莱感到前途渺茫。英国不能久留，而在她自己的祖国等待着她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假如去中国的路也被堵死，世界上哪里还有她的安身之地？
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开始严重地恶化了，胃部大量出血，几十年漂泊动荡的生活中形成的溃疡已经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4月16日，在友人的反复劝说下，她不得不放下了《朱德传》的修订工作，住进了牛津大学医院的艾朗疗养院，准备做胃部三分之二切除的手术。
手术定于5月5日进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史沫特莱心里似乎有了不祥的预感，但她仍然想幽默地开个玩笑。她给布鲁克斯写信，说自己一辈子不相信上帝，上帝对她不感兴趣，不会把她召唤到身边；万一不幸，她惟一的遗憾就是再也不能和中国人民在一起。
史沫特莱给她的好朋友，直到最后都陪伴在她身边的玛格丽特·斯洛斯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玛格丽特：
我并不希望死于眼前的手术，但是万一我去了，我愿意告诉你几件事，并请你帮我做一两件事。
我最后的遗嘱在我的律师约翰·罗格那里。我没有财产。我所拥有的全在我这里：
1900美元的政府债券（在我的手提包里），以及一本托马斯·库克（一个著名的旅行社——译注）旅行支票，也在手提包里。我希望你用库克旅行支票，用这笔钱支付关于我的一切费用，直到最后的费用……我不记得遗嘱里的说法，但是我想我要把1000美元的政府债券留给我的小侄女玛丽·史沫特莱。我的书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不管从哪里来的，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他的意思处理……就是说，为建设一个强大、自由的中国。
我也按照遗嘱的条文特别请求把我的遗体火化，骨灰送交朱德将军，以便在中国埋葬。你能帮我做到么？如果新的大使来此，骨灰可交他们去海运。我愿意葬礼尽可能地简单，按这些岛屿上最廉价的办法举行。我不相信应当在这些事情上浪费金钱。
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首歌，我就要感谢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史沫特莱在交给她的律师约翰·罗格的一份遗嘱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自有生以来仅有一个挚念、一个信心，那就是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如果我死的话，我死的嘴唇仍要诅咒代表美国的法西斯主义的美国反动派。这些都是邪恶的势力……为了这个缘故，我请求你在我死后，也不要让这些人走近我的遗体……
史沫特莱的手术在5月5日下午进行，傍晚手术结束，她从麻醉状态中恢复过来，情况很稳定。朋友们正在为她闯过了这一关而高兴，5月6日，史沫特莱却突然离开了人世。她的心脏没有经受起手术的考验。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死因是：急性心力衰竭、肺炎和胃部切除手术的后果。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去了。直到告别人世的最后日子，她仍然在工作，在为实现贫穷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而奋力工作，在为实现中国人民的革命理想而奋力工作。她只有58岁，仍处在精力充沛的盛年，她离去得太早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去了。她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五部巨著，除了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之外，她的著作全是写中国的：1933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命运》，1934年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1938年出版的《中国在反击》，1943年出版的《中国的战歌》和在她死后的1955年出版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她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革命，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她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远比五本著作丰富得多的精神遗产。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去了。直到生命的终结，她未能重归心灵的故乡，哪怕就在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死去呵！
在纽约的石垣绫子从广播中得知她亲爱的朋友艾格尼丝的死讯，眼前一片黑暗，仿佛陷入了无底的深渊，好久好久，才悲恸地哭出声来。在朋友们为史沫特莱举行的追悼会上，埃德加·斯诺说了又哭，哭了又说，声泪俱下，直至泣不成声。
1951年2月15日，英国进步人士组成的“人民代表团”远涉重洋，把史沫特莱的骨灰送到北京，交到朱德同志手里。史沫特莱的英灵终于又回到了中国。当她的骨灰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下葬的时候，乐队为她奏响了中国国歌：“起来……”在悲壮的乐曲声中，人们似乎看到史沫特莱热情的微笑，听到她亲切的声音：
“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片土地上了……
“有一天，我终归要回到中国去，倘若有一天我终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她的土地……”
现在，她欣慰地、安详地躺在中国的怀抱里。在她的洁白的大理石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镌刻着朱德同志的题词：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