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汉口沦陷的前几天，史沫特莱乘坐一辆运送医疗用品的救护车到了长沙。长沙不是她打算长久停留的地方。史沫特莱必须决定她下一步将到哪里去。
有三个地点可供选择：第一，到重庆去；第二，经过香港回美国；第三，到华中地区**领导的游击区根据地去。
第一条路很快就被否定了。重庆地处西南山区，远离战场，在那里很难从事给前线输送医疗物资的工作，当战地记者更是没有机会，而且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史沫特莱在那里肯定会受到蒋介石政府的种种刁难，行动将会受到限制，那里的政治气氛将会是令人窒息的。
第二条路她也不能走。她不愿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离开中国。从她与美国朋友的通信中知道，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日的支持是很有节制的，因为美国的方针始终是避免以强硬的手段直接刺激日本，直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全面展开以后，美国仍然向日本大量输出钢铁和石油。美国政府的做法受到美国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人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回美国去，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英勇事迹，号召美国人民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日，不能说完全无所作为，但那毕竟是太间接了。即使身在八路军之中，史沫特莱尚且责备自己是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旁观者，回美国去不更成了真正的旁观者吗？再说，她父母早已去世，和弟妹们的关系也不那么亲密，缺乏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况且他们都各自成家，独立生活了。史沫特莱在美国没有家，没牵没挂，她早就把自己生命的根移植到中国来了，中国就是她的家。1937年她在山西五台山朱德总司令的八路军总部度过的四个月，是她生活中最充实、最愉快，也是最有成就的时期，她尝试了写战地报道并且获得了成功。往后，她还计划和林可胜大夫联络，为新四军建立一个长期供应药品的运送网。
因此，决定走第三条路就是很自然的了。
周恩来同志也赞成史沫特莱的决定，就把她介绍给新四军的指挥员叶挺和项英，并让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为她安排行程。
新四军原是由活动在从安庆到上海郊区长江下游山区的南方游击队改编成的。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到了这年秋季，新四军已有1.2万多名穿军装的战士。新四军成立以后，即分两路进入华中敌后，一路在江南，另一路在江北。江南部队当年6月进入京沪铁路两旁，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解放区。江北部队5月进入安徽省巢湖、无为、定远一带，建立了江北解放区。这就是华中抗日根据地。11月，史沫特莱到达的时候，新四军总部设在皖南芜湖以南的云岭。
史沫特莱跟一批游击队员和学生一起乘坐竹筏来到云岭，迎接她的有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新四军军医处负责人沈其震。
史沫特莱是新四军的贵宾，叶挺军长安排她住在军部教导总队，生活上给予特殊的照顾。按规定她可以以马代步，但她偏要和战士们一样，去什么地方都是靠两脚步行；按规定她应该吃小灶，但她总是和战士们一块儿吃大锅饭。她对战士们说：“我到这里以前，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请我吃饭，一桌上等酒席，全是山珍海味。但那是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我吃不下去，新四军的大锅青菜饭，我吃起来心里舒服。”史沫特莱身体不好，有严重的胃病，偶尔在老乡家里煮两个鸡蛋，也是自己掏钱。
沈其震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长江以南新四军三个支队所属的20多个卫生队。
一个漆黑的夜晚，史沫特莱在一群战士的护送下去访问一所野战医院，步行了一夜，到医院时已是第二天黎明了。史沫特莱站在村前的土坡上，看到的是几家低矮的农家草房。
“这就是野战医院？”
“是的，这就是医院。”院长粟秀真解释说，“因为游击战争的特殊环境，医院要经常转移，所有设备都分散在民房里，病房也就是几个农家小院。”
“好吧，请领我到病房去。”
史沫特莱由院长陪同走进病房。她一眼就看到一个年轻护士正用竹筷子在一个粗瓷碗里夹起棉花给伤员换药。
“住手！”史沫特莱猛冲上前大声训斥：“你怎么能用这种东西？伤员会受到细菌感染，甚至死亡！你知道吗，如果他没有死于敌人的枪弹，而是死于你们的不负责任，我将请求朱德将军给你们以军法制裁！”
护士吓得脸都白了，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倒是那位伤员明白了史沫特莱的意思：“不，不，史沫特莱女士，您错怪她了，我们的护士很负责任。”他伸手指了指火炉上冒着腾腾热气的蒸笼。史沫特莱走过去揭开盖子，看到里面放着瓷碗和竹筷子，正在进行高温消毒。
“啊，对不起，姑娘，我错怪你了。”史沫特莱抱歉地搂着护士的肩膀说：“请继续工作吧。”
护士脸上绽开了天真的笑容。
史沫特莱看到这里的医疗条件差得叫人难以想象，药棉和绷带都是自制的，药品是医护人员从山上采集的草药，医疗器械非常缺乏。她激动地说：
“只是到了这里，我才相信，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了奇迹！”
史沫特莱给《曼彻斯特卫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 ，详细反映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医药的需求，还写信给她的一些老朋友，如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香港政府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史沫特莱还巧妙地开辟了一条秘密的通讯渠道。1934年她从上海短期回国在圣迪戈州立大学作过一次演讲，州立大学的教授哈利·斯坦梅茨成了她的热心听众，斯坦梅茨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在他家里，史沫特莱认识了他的父亲老哈利·H·斯坦梅茨。老斯坦梅茨是个医生，也是一位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史沫特莱回到中国后，开始通过斯坦梅茨父子向美国发送新闻和其他信息。她首先把需要发送的资料送给上海的一位美国医生米勒，他再交给一位银行家朋友，由这位朋友把资料寄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由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向在圣迪戈的斯坦梅茨的电台发报。根据哈利·斯坦梅茨在1976年的回忆，史沫特莱从1938年到1939年末，利用这条线路成功地为新四军从圣迪戈地区取得了经济援助。
访问了野战医院以后，史沫特莱就再也不肯住在军部了，她认为这样的优待会使她脱离群众。她是个作家，应该和战士生活在一起。她要求住在医院里，和护士们一起工作。
在医院里，史沫特莱把她的全部爱心和精力都献给了伤员。秋末冬初，皖南的天气已经相当寒冷，史沫特莱天不亮就起床，跑到山间田野，采来大束大束色彩鲜艳的野花，带着露珠和冰凌，带着大自然的生命气息。她把这些野花分插到每个病房里她亲手用竹节做成的花瓶里。伤员们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史沫特莱捧着花儿轻轻推门进来，脸上带着慈蔼的笑容。
“早上好，史沫特莱同志！”
同志，这是史沫特莱多么爱听的称呼啊，医院里大家都这么叫她。她说：
“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是我忠于中国。也许你们会感到奇怪吧？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这里，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的一员，我仿佛已经生根在这块土地上了。”
是的，如果说当年她来到中国时，还只是一个个人奋斗者，革命人道主义者，那么，经过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洗礼，现在她已经是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国际主义战士，一个非党的**人了。她为什么不能享受“同志”这个既严肃又充满温情的称呼呢！
史沫特莱以火一般的热情关怀着周围的同志。她知道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同志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吃什么吐什么，营养严重缺乏，瘦得不成人形，心里十分着急。她打听到鹿茸精可以治好这种病，过了不久，她竟出人意外地弄来了这种连想都不敢想得到的贵重药品。朱部长注射了鹿茸精，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后来才知道，是史沫特莱冒充传教士，历尽艰险亲自到南京买来的。
新四军政治部有个马夫，曾经参加过封建会道门组织“大刀会”，后来自动投奔了新四军，他的绰号就叫“大刀会”。“大刀会”长相奇特，头大嘴大脚大，人却矮得出奇。他非常能干，泥水、木工、编竹器，上山抓松鼠，下河捉甲鱼，全都在行，就是最怕学文化，说是一见了“黑蚂蚁”（文字）就全身痒不可耐。史沫特莱知道了“大刀会”的故事，很感兴趣，她给“大刀会”拍了一张照片，写了一篇生动感人的故事，登在报上。人们把报纸读给“大刀会”听了，他很受感动，从此不再害怕“黑蚂蚁”了。
史沫特莱热爱生活，她的周围常常围绕着歌声和笑声。她爱唱歌，学会了唱《游击队之歌》，当她用那种特别的异国腔调唱起“我们都是神枪手……”的时候，同志们都高兴得拍掌大笑。天气转暖，史沫特莱就带头下河游泳了。皖南山区里的小河，清澈见底，她是个游泳好手，仰泳、蛙泳都很熟练，还会那种大家没见过的蝶泳。有一次，史沫特莱仰面平躺在水面上，注视着蓝湛湛的天空，忽然好像是吓了一跳似的爬上岸来，飞快地撑开一把油布伞，躲在伞后面一动不动，原来副军长项英和两个战士从山坡小路上走过来了。他们从油布伞旁边走过，看到了藏头露尾的史沫特莱。两个战士首先笑出声来：“哈，你这老太婆！”正在游泳的战士们也都跟着哈哈大笑了。“老太婆”，这是同志们跟史沫特莱开玩笑时的称呼。这个称呼太随便，也不符合外国人的习惯，但史沫特莱听了非但不生气，还非常高兴，她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1939年，新四军和游击队已经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巩固的人民政权，成了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块共同的心病。日本法西斯不断地对抗日根据地狂轰滥炸，围剿扫荡。蒋介石正中下怀，巴不得借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的手，实现自己消灭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罪恶愿望。新四军的处境非常危险。史沫特莱不考虑个人安危，她身穿新四军军装，打着绑腿，脚下是一双麻绳编成的草鞋，军帽下面金黄色头发剪得像男人的一样短，一眼看去，她和新四军战士没有什么区别。沈其震领导下的医生护士多来自上海和香港，空袭把他们吓得够呛。但史沫特莱好像不知道炮弹不长眼睛似的，一遇到空袭，就冲出去抢救伤员，敌机一扫射，她就扑在伤负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在前线救护所里经常可以看到史沫特莱的身影，她运用在西安教会医院里学来的救护知识，给伤员洗涤、上药、包扎伤口。
按照国共两党签订的统一战线协议，国民党政府必须给新四军提供武器，而新四军只能从政府那里得到武器，不能自己制造。蒋介石提防着**增强军事力量，只在1938年按编制送来过武器，以后几乎没有补充过。为了给广大的游击队供应武器，新四军决定发展自己的兵工厂。有一次，史沫特莱参观了一座秘密兵工厂。工厂的负责人十分自豪地带领她参观，把自制的设备一件一件地给她介绍和解释。史沫特莱要求试验一下产品。她拿了一枝手枪和三发子弹到厂外，靶子挂在一棵树上，她熟练地装上子弹，抡起枪对准靶子开了火，三发三中。工厂负责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没想到这位摇笔杆子的女记者竟是个神枪手！史沫特莱得意地笑着说：
“你们不知道，在我的家乡，就是蛮荒的美国西部，骑马打枪是很普通的本领；我还能骑在奔驰的马上射中目标呢。”
告别的时候，史沫特莱说：“我曾在美国和欧洲旅行，参观过许多地方的工厂，但我必须承认，从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工厂。这是举世无双的。”
1939年秋天，在陈毅的领导下，新四军的一些主要部队开始渡过长江进入安徽省北部。史沫特莱跟随其中一支部队渡江。她在《中国的战歌》中详细描写了她在这次行军中的体验：
9月13日，我们在一座高山上的破庙里作渡江前的最后一次休息。临睡前，我们登上最高峰，俯视十英里外闪闪发亮的大江。我们看到仿佛是一艘巡洋舰的黑色的家伙在溯江而上。我们可以看见西边被日本人占领的获港上空升起一股黑烟。新四军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指着山下平原上离江边大约五英里远的两个小镇说：“那是敌人的两个据点。今天夜晚，我们就要从它们中间穿过……”
浩荡的长江一步步接近。我们来到了为抵挡汛期洪水而用土筑的堤坝的坝顶上。两边都是黑沉沉的礁湖——疟蚊的孳生场所。这时，一个“叛徒”出现了：发红的半边月亮像气球一样从我们背后的山头升起，把橙色的光投给白色的堤堰和黑沉沉的礁湖。我可以看见我面前长长的队伍的一部分。我们低声咒骂着，开始加快步伐，甚至跑了起来。我们的挑夫喘着粗气有节奏地小跑着……
在岸边上了一条帆船，我们许多人都已精疲力竭。两名女护士的疟疾已发作了，几个小时，她们都把危险置之度外，平躺在舱面上，闭上眼睛，像死一样沉沉睡去。船尾的大橹开始咿呀作响，我们离开了岸边。不久，我们就航行在扬子江宽阔的胸脯上。江上笼罩着银白色的雾幛。一条奔腾的大江展现在我们眼前，像一片海洋。这里的宽度，按直线计算是五英里，但是从我们出航的渡口到我们将要登陆的村庄，实际上有70华里（约23英里）。
我们急切地凝视着黑乎乎的对岸和我们后面逐渐失去形影的房舍。那半个月亮已经升上中天，在水面上投下一条银色的长练。一片片浮云从月亮底下飘过；风，强劲而清爽，把船上用破布连缀成的大帆鼓得十分饱满，我们不禁欢呼起来。我们用眼睛向迷雾中探测，提防着敌人的兵舰；我们的耳朵也紧张地搜寻着是否有射击的声响……
北岸上的树林看得越来越清楚，树林那边是房屋。我们隐约看见那边江岸上背着步枪的哨兵模糊的身影。船一靠岸，我们就越过船舷跳下去，兴奋地奔向人群。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在等候我们。一个身穿白色短褂长裤的男人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是区长。
我们走进村子，在一块被朦胧的月光照得发白的宽阔平坦的打谷场上坐下来休息。十分钟后，第二艘船靠岸了。我们的队长冯达飞夸奖我们遵守纪律，说我们的表现比他预期的要好得多。
渡江成功，史沫特莱像个受表扬的小战士一样兴高采烈。她住在一栋简陋的农舍里。艰苦的战地生活和极端劳累的工作使史沫特莱的健康每况愈下，胃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她强忍着胃部的疼痛去走访战地医院，每天晚上坐在光线微弱的油灯下，一只手捂着胃部，一只手握笔疾书，往往要熬到东方发白，才躺下来稍微休息一会儿。她已经47岁，军旅生活在她晒成棕色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但那一双蓝灰色的眼睛依然充满着自信，洋溢着刚毅的神采。这段时间她最有影响的文章是参观金家寨前线医院后写给中国红十字会的长篇报告，她认为这是她看到过的最好的战地医院，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抗战的希望。
1939年12月，史沫特莱转移到鄂豫边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同行的是著名的《渔光曲》的词作者女作家安娥同志。挺进纵队的总部设在屹立在湖北省中北部的大洪山峰顶上的一座寺院里。寺院大门两边是一副对仗工整的楹联：“江东寥阔无双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