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各国普遍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在各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更加频繁。达斯和印度自由之友的其他领导人都希望能够派一名成员去欧洲，主要是去德国，以便与柏林的印度民族主义积极分子取得联系。他们还打算派一个代表团去参加1921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最高级会议。大家都认为，史沫特莱是最合适的人选。史沫特莱也很高兴有机会去亲身感受一下欧洲的革命，这完全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和作家对世界的关注和责任感。
在两年前那一宗所谓的间谍案中，史沫特莱和达斯虽然获得了保释，但美国官方对他们两人的起诉并没有撤销。在这样的情况下，史沫特莱不可能得到出国护照。她决定想办法不要护照出国。
1919年岁暮的一天，史沫特莱在纽约的码头上徘徊，她的心早已飞向烟波弥漫的大洋彼岸。欧洲是她童年时代憧憬着的童话王国，那里现在正发生着对一个新闻记者有着强烈吸引力的事件。这时，一艘停泊在码头上的行驶美国——波兰航线的货船正在招募女招待，史沫特莱加入了长长的应聘者的行列，结果她被雇用了。1920年初，她登上了这艘前往波兰的货船。史沫特莱在船上一直工作到12月，才找到机会在波兰格丹斯克跳下货船上了岸，兴奋地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她的随身物品只有一架手提式打字机和一个公文皮包。没有护照和签证，她被波兰海关扣留了。史沫特莱打电报给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求助，委员会的领导维连德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马上跟德国外交部联系，史沫特莱获准通过波兰国土，顺利到达柏林。
战败的德国经历了191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导致威廉皇帝退位和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以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革命左派遭到残酷的镇压。德国劳动人民在贫困和绝望中挣扎，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工人的工资不及战前的一半。为了得到不足以果腹的土豆和一块小小的猪油，人们不得不在刺骨的寒风中从早到晚排队等待。史沫特莱亲眼看见过倒卧街头的饿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开始抬头，他们高叫着“国家社会主义”的骗人口号，利用人民的贫困和对战胜国的憎恨，迅速发展着自己的势力。
柏林作为欧洲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已有十年之久。大战期间，柏林的印度革命委员会曾经与德国外交部紧密合作，秘密策划以暴力推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在战后的动荡年代，德国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仍对印度革命委员会持保护态度，而实际上委员会已处于半地下状态。史沫特莱在纽约时已经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成功的组织者和宣传者，很快她就被吸收入会，成为柏林印度民族主义者队伍中的一名主要成员。
然而，面对着柏林的种种现实，面对着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环境，史沫特莱感到孤独寂寞。她对德语一窍不通，不能随意与周围的人交谈，使她产生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她怀念在纽约的朋友们，特别是亲密的女友弗洛伦斯·伦农。史沫特莱出狱以后找不到房子住，弗洛伦斯不怕警察特务找麻烦，邀史沫特莱与自己同住，史沫特莱很感激，一直保持着和她的亲密友谊。史沫特莱在给弗洛伦斯的信中幽默地说：“我正在学德语，我能说‘我有一条狗’，这是一个星期的进步。”
孤独寂寞的史沫特莱爱上了维连德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查托生于1880年，比史沫特莱大12岁。他出生于孟加拉名门望族，早年在印度受完基础教育，就到伦敦去学习法律。在伦敦，他成为处于萌芽状态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因而被学校开除。为了逃避英国官方的搜捕，他移居巴黎，流亡欧洲各国，最后来到柏林，成为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是个卓越的印度爱国者、有经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印度民族主义者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查托”。
20多年后，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这本书中这样回忆查托：
他头脑敏锐，性格刚毅果断，对敌人像骑士的军刀般冷酷无情。他脸色黧黑，身材瘦癯，一头浓浓的黑发，两鬓斑白。他的脸部表情威严可畏……在我眼里他像迅雷、闪电、暴雨。无论他侨居在欧洲还是在英国，他给英国人的印象差不多总是那样的：他对于那些征服他的祖国的岛上人仇深似海，难以探测。
查托的形象在史沫特莱心中闪闪发光。28岁的史沫特莱依然以少女般纯真的心去感受爱情：只有一个在事业、教养和毅力等方面都能够成为她心中的偶像的男人，才能点燃她心中的爱火；查托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史沫特莱全身心地投入这忘我的爱情之中，查托成了史沫特莱感情生活的中心。她对自己说，如果他有危险，我想我会赤着脚走遍天涯海角去救助他的。
史沫特莱和查托深深地陷于热恋之中，很快就生活在一起了。查托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娶过一位英国妻子，流亡欧洲时在1912年离了婚，后来又娶了一位有钱的爱尔兰姑娘，她现在待在英国一个修道院里，当了一名修女。史沫特莱也是个结过婚的人。过去的经历并没有妨碍他们，反而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爱情。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现在世界上仿佛只有他们俩，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只有他们俩才是真正志同道合的伴侣。
史沫特莱和查托在一起过着革命流亡者的艰难的日子。为了生活，史沫特莱当了柏林大学英语研究室的教员，还在印度史研究室授课。此外，一个星期还要当三个晚上的家庭教师，教授英语，忙得不亦乐乎。在家里，她还要克尽为妻子的责任，照料好查托的生活，好让他有充沛的精力为印度民族解放事业奔忙。史沫特莱喜欢整洁，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还学会了做印度菜，虽然做得不太地道，但查托吃得开心极了。尽管工作复杂，家务繁重，史沫特莱在这段时间里还发表了许多篇有关印度历史和妇女问题的论文。爱情使史沫特莱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
在倾向社会主义的查托的影响下，史沫特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对德意志民族和印度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有了系统的了解。她与一位著名的进步女版画家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凯绥·珂勒惠支，后来史沫特莱把她的作品介绍给鲁迅，鲁迅又热情地把她的作品介绍给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史沫特莱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初次会见也是在柏林时代，以后她和尼赫鲁的友谊一直长时间地保持着。这时的史沫特莱，已经悟出了西方工人运动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她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更广大的东方，转向受压迫的东方大国——中国。她开始研究中国历史，这是她日后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基础。
1921年3月下旬，查托带领14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其他印度人士以及第三国际代表讨论印度民族运动的方向问题。史沫特莱也是代表团的成员。
当时，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正处于极端艰难的时期，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和西方国家的武装干涉使苏维埃俄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史沫特莱在莫斯科街头看到一群群的流浪儿童在闲逛，人民的苦难使史沫特莱感到痛心。她说，这里人们的生活已经下降到最低水平，要是再往下降，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史沫特莱虽然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政权在巩固阶段实行暴力专政的必要性，但一接触到现实，尤其是得知她的朋友，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在苏俄受到软禁，她的认识就发生了动摇。她给弗洛伦斯·伦农写信说：
监狱里挤满了革命中战斗过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之所以没有被关进监狱，仅仅由于他们是国际上知名的人士，但是他们也被软禁起来了……如果我被驱逐出境，被监禁起来或者发生其他事故，我在这里会吵得他们六神不安。
史沫特莱确实是个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干的人，她特意去看望了被软禁的埃玛·戈德曼，这样做需要有不顾自身安危的勇气。戈德曼对此十分感激，她们之间建立起了更加深厚的友谊。
代表团的工作进行得不顺利。他们一到莫斯科车站，就遇见了刚刚在塔什干成立的印度**的领袖M.N.罗伊和阿巴尼·慕克吉。两个代表团政见不同，在会议席上各不相让。他们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优先考虑哪一个问题：是反英斗争呢，还是在印度掀起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呢？查托的印度革命委员会代表团赞成前者，他们要求把一切反帝组织，不论是**的还是非**的，结成统一战线向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展开斗争。柏林来的代表都不是**员，也不是第三国际的成员，他们要求首先为印度争取民族独立，他们愿意与其他人士共同努力以达到这个崇高的目的。但是罗伊雄辩地反驳了这种统一战线观点，他认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目前尚在襁褓中的印度**手中，他强调要把印度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以确保民族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罗伊提交了一篇斥责殖民主义的著名论文，深受列宁同志的赏识。
史沫特莱和查托回到柏林，德国政府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开始进行把他们驱逐出境的活动。他们虽然最终没有被驱逐，但成了非法居留者，被迫过着非常艰难而又充满危险的流亡生活。德国警务人员和英国特务追踪盯梢，随时随地找他们的麻烦。为了进行反击，他们俩和他们的同志们搞起了一个叫印度情报局的组织，希望通过这个机构加速印度独立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了筹办这个情报局，查托变卖家产，把稍微像样一些的家具都卖掉了。
警务人员经常闯进查托和史沫特莱的家，翻箱倒柜，胡乱折腾。他们只好带着随身行李到处搬迁，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家了，白天不知道晚上会在什么地方过夜，往往是在情报局里工作到深夜，然后出去随便找一间便宜的旅馆住下。英国特工人员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公开警告查托“当心点”！随时有可能发生种种可怕的事情。
有一次，英国特工人员用药麻醉了查托，然后把他塞进汽车行李箱，打算把他送出德国国境。幸亏有个机灵的边界警卫员发现，这个阴谋才没有得逞。
还有一次，史沫特莱、查托和几个朋友在一家伊斯兰餐厅里喝巧克力饮料。喝完不一会儿，查托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醒过来以后，呕吐不止，请来看病的内科医生说这是砒霜中毒。
颠沛流离，惊恐万状的生活损害了史沫特莱的健康，她精疲力竭，得了风湿性的心脏病，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好容易出院回了家，又每时每刻都处于英国特务的跟踪监视之中。
最使史沫特莱情绪沮丧的是她和查托的婚姻出现了裂痕；这裂痕越来越深，达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要真正地相互融合，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查托不仅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家族也是社会地位显赫，家族的成员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查托是印度孟加拉具有高贵血统的婆罗门望族书香门第的长子，他的父亲阿贡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是海得拉巴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当过海得拉巴大学的校长，被英国政府强令退休并遭到软禁，19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去世了。查托的大妹妹萨罗吉尼·奈都夫人是个女诗人、政治家，是印度国大党的重要人物，50年代曾担任过西孟加拉总督。弟弟希兰德拉纳什既是诗人，又是演员，还是著名的电影导演和剧作家，活到本世纪80年代才离世。出身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赫赫有名的婆罗门世家，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能说几国语言的查托，很为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自豪，他热爱祖国，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甚至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在他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深层，传统的婆罗门贵族观念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查托的家族包括他自己，最终肯定无法接受史沫特莱这样一个出身于美国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家庭的女人。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这部作品里曾经这样分析她和查托的关系：
我和查托共同生活的开始，就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的结合。我是一个美国劳动妇女，不正常的商业文明的产儿。他是一个印度望族的子弟，具有玄奥、高雅的婆罗门思想，再加上英国的古典正统教育。虽然他恨英国的一切，但更鄙视以金钱衡量一切事物的美国资本主义。他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