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心脏病危机
1955年9月23日，艾森豪威尔是在科罗拉多州的弗雷塞牧场上度过的。早晨5点，艾森豪威尔起床为艾伦、尼尔森以及两位客人准备早餐。上午11点，他和艾伦前往切里希尔斯去打球。
打完球后，艾森豪威尔和艾伦驱车到玛咪的母亲家，在那里消磨了一个晚上。晚饭前，艾森豪威尔和艾伦打了几盘台球，回绝了喝鸡尾酒。晚上10点，艾森豪威尔上床睡觉。
凌晨1点半，艾森豪威尔被胸口突然而至的剧痛惊醒。无边的黑暗中，他觉得喘不过气来，肋骨像被巨大的碾石压着，豆大的汗珠顺额头滴落下来，不久便湿透了睡衣。
他不想惊醒玛咪，然而疼痛实在厉害，他剧烈的动作惊醒了玛咪。玛咪张开迷迷糊糊的眼睛，问丈夫：“怎么了？”
“痛得要命……”艾森豪威尔颤抖着挤出一句。
玛咪慌忙扭亮台灯。灯光下，艾森豪威尔面色惨白，双手死死地抓住胸口。“怎么会这样呢？”玛咪吓得有点六神无主了。
“可能是前一天吃坏了肚子。给我一些泻药就行了。”艾森豪威尔咬着牙说道。
从他说话的口气听出，他病得不轻。玛咪立即拨通了斯奈德医生的电话。
凌晨2点，斯奈德医生来到床前，他注意到病人胸部疼痛。斯奈德有条不紊地打开一粒戊基亚硝酸酯，给总统服下，同时皮下注射了一针罂粟碱，然后注射硫酸吗啡。
“好了，”医生对玛咪说，“您和总统先回去睡觉吧。要注意保暖。45分钟后再打一针。”
艾森豪威尔一觉睡到中午。当他醒来，他觉得头昏眼花，吗啡的作用还没有消失。他看到一堆人围着他，其中包括一脸慌张神情的玛咪，还有神情肃穆的斯奈德医生，他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
艾森豪威尔得过冠心病，因而斯奈德决定把总统立即送医院，做心电图，查出前心壁的损伤位置。
在别人的搀扶下，艾森豪威尔到达设在丹佛的菲茨西蒙斯陆军医院。在离开他的寝室之前，艾森豪威尔一再嘱咐：“带上我的钱包。”
玛咪不明就里，便对艾森豪威尔说：“放心，我带来了。”
医院里，艾森豪威尔被送至氧气帐篷。斯奈德继续用药治疗，第二天后停用吗啡。约翰从贝尔沃堡飞来，探望父亲。艾森豪威尔看到约翰，显得有些高兴地说：“你知道，这是经常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你从来想不到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约翰，替我把钱包拿来。”
约翰拿来钱包。艾森豪威尔解释道：“我和乔治·艾伦打赌赢了钱，这些钱就给你妻子巴巴拉吧。”
这时，哈格蒂走了进来。他第一次向总统报告病情：“您得的是心脏病，中等程度，不严重但也不轻。”
接着，波士顿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赶到菲茨西蒙斯医院，对艾森豪威尔进行会诊和治疗。第二天，医生们把真相告诉了艾森豪威尔——他得了心脏病。
艾森豪威尔和哈格蒂等人碰头，讨论病情。哈格蒂开门见山地提出：
“总统先生，您准备让公众知道多少关于您生病的情况？”
艾森豪威尔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想起1919年的事情。那年，威尔逊总统中风，躺在床上，而民众对此一无所知。
艾森豪威尔对哈格蒂说：“公众有权了解总统的健康状况。要谈真相，全部真相，不要隐瞒任何情况。”
尽管政府在表面上显得团结一致，但是剧烈的幕后权力斗争仍在进行着。正当权力斗争发展着，艾森豪威尔的身体也在顺利地康复。艾森豪威尔对这次被迫休养颇为乐意接受。他的面色、胃口、以及外表都迅速改善，有所恢复。
如果说曾有过这样一段时间，在冷战中的美国能够一连几个星期没有一位在职的总统，而照样维持下去，这段时间就是1955年的秋天。
说实话，艾森豪威尔心脏病的发作时间是极其幸运的。假如在1954年和1955年发生一连串战争恐慌期间，正当艾森豪威尔的坚强领导对维持世界和平极其重要之时心脏病发作，谁也无法预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而若此病发作于竞选正在进行时，艾森豪威尔就不会有时间来恢复体力。更加幸运的是，心脏病发作时，国会在休会，因此他没有法案要签署，或者进行否决。
10月25日，艾森豪威尔自住院以来，第一次出去散步。到了11月5日，医生们准备让他出院。医生们告诫总统，他必须坐着轮椅上下飞机，要完全恢复行走，还得一个星期。
11月11日，艾森豪威尔和玛咪飞抵华盛顿，5000人在机场欢迎他。满面红光的艾森豪威尔在众人热切的注视和激动的欢呼声中，挥着大手缓步走到麦克风前。
“医生们至少给了我假释，如果不是大赦的话。”艾森豪威尔微笑着说，“而我盼望恢复我习惯了的工作，尽管他们说我必须逐渐适应，而不是一下子全部恢复。”
星期一，艾森豪威尔一家乘车去葛底斯堡，房屋已经收拾好，艾森豪威尔想在这里结束他的康复过程。
葛底斯堡是他康复的理想地点。房子宽敞、舒适，最大特点是长长的走廊装着明亮的玻璃，在那里，艾森豪威尔夫妇消磨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走廊有一扇活动的大玻璃门，推门而出，便可以看到一片开阔的高尔夫球场，再远处便是绿油油的草地。
艾森豪威尔看到这片典型的美国乡村景色，非常满意。当他们抵达安古斯的牧场时，种牛正在吃草，艾森豪威尔像顽皮的孩子般咧开嘴笑，并变戏法般地掏出一个牛角，“嘟”地吹了一声。种牛听到号角声，奔跑着过来，总统高兴地笑了。
经过在葛底斯堡的静心休养，到了1955年圣诞节时，艾森豪威尔觉得完全恢复了健康。他觉得他能够轻松地主持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了。他准备恢复全天工作，他相信他已经从心脏病中恢复过来了。
2. 再度当选
经过沃尔特里德医院的一系列检查，医生们宣布：“从医学上讲，总统应能再胜任5年至10年的活跃生活。”
医生的结论给了艾森豪威尔十足的信心。此时此刻，再次竞选的帷幕已悄悄拉开。
1956年2月25日，经过静心休养、调理后的总统回到华盛顿，容光焕发地宣布他的决定：
“我，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参加争取连任的竞选。”
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声明等于是他得到提名。当晚，艾森豪威尔正式开始他的竞选活动。他诚挚地在电视上介绍了他的病情，并把医生对他说的话告诉观众。
“可以确定的是，我不能像在第一任期时一样，到处旅行或者出席这么多的仪式。”他说，“但是有一点我想说清楚，在目前毫无疑问的是，我能像以前那样认真地履行总统的全部重大职责。”
然而，目前他必须立即应付每一位被提名者所面临的问题：“谁将是竞选伙伴？”
艾森豪威尔拒绝作出明确回答。他狡黠地说：“尽管我非常钦佩尼克松先生，但我要尊重我们的传统做法。我们得等到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后才能宣布副总统候选人。”
这种回避的态度使穷追猛打的记者们很不满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直截了当地问道：“您愿意要尼克松吗？”
艾森豪威尔迅速回答：“关于这件事情，我不愿多说。我说过，我非常钦佩和尊敬尼克松副总统。他是我的一位诚恳、忠实的合作伙伴，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同事。我非常喜欢他，但是我不想再说什么。”
在接下来的几次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都是头号题目。艾森豪威尔越是想称赞尼克松，不知怎么，他似乎越是开不了口；他越是想赞成尼克松的领导品质，就越使人听起来觉得可疑。
在他表现出的犹豫不决中，记者们问出了“是否想抛弃尼克松”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勃然大怒，他气哼哼地说：“如果竟有人厚颜无耻地进来，并催促我抛弃我尊敬的副总统尼克松，我的办公室周围就会出现意料不到的骚乱。我曾经告诉尼克松先生，我相信他应当是共和党中有成功希望的人之一。他年轻，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而且对政府事务了如指掌。”
如果他想要尼克松，他只需在1956年上半年，随便什么时候说句肯定的话，那就得了。如果他想抛弃尼克松，他也只需张口即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却一言不发，保持缄默，从而将决定权移交给他人。他的犹豫不决，只能被认为是他对尼克松的态度模棱两可、矛盾复杂的表示。
要指出的是，说艾森豪威尔觉得尼克松不能令人满意，这是不对的。考虑到艾森豪威尔的健康和年龄，1956年的副总统提名人很可能在1960年前的某个时候成为总统。艾森豪威尔挑选1956年的竞选伙伴，很有可能是他一生中作出的最重要决定之一。尽管他确实没有选择尼克松，但是他也确实没有抛弃尼克松。
最后，尼克松一直紧张的心情暂时平静下来——在经过激烈的争斗之后，他终于被共和党大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艾森豪威尔曾告诫共和党人，如果他们提名他，他不会去进行紧张或广泛的竞选活动。相反，他打算只在全国电视台发表4至5次重要演说。第一个理由是健康问题；第二个理由是，不像1952年那样，现在他有了工作成绩可以拿出来；第三个理由是，作为总统，他简直没有时间像一名候选人那样去大肆从事竞选。
在提名一个月后，他首次发表电视演说。他对国际局势作了清醒的回顾，强调他的政府成功地保持了和平。他把竞选对手史蒂文森提出禁止核试验的要求，斥之为一种“演戏似的爱国姿态”。
除了演说之外，他还是进行了一些“竞选旅行”，并在6个城市发表竞选演说。部分是由于他喜欢这样做——他酷爱旅行——部分是为了向美国人民表明，“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1956年11月6日是选举日。早晨8点37分，艾森豪威尔会见工作人员，听取最新的情况汇报。在即将揭晓竞选结果的这一天，艾森豪威尔流露出他对选举结果似乎“漠不关心”的神情。
他对休斯说：“你记得纳尔逊的故事吗？他在战场上殉职时，环顾四周，问道，‘他们还有留下的人吗？’我想那就是我。当我投入战斗时，我只想赢得整个战争。”
到了午夜时分，他对史蒂文森不承认失败的行动非常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