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的新年，贝多芬接到了奈特的来信，告诉他《第九交响曲》已经到达当地而预备演出。
贝多芬想去指挥演出，并带去一首新曲给他们。英国社会对他赞不绝口，对伦敦交响音乐会反响十分强烈。一宗财产仍在等候着他，贝多芬答应他们在18个月中完成《第九交响曲》。虽然他们在接到抄本之前，此曲已在维也纳演奏过了，但英国人也还是表示出了一种宽宏大度。
贝多芬也再度提出去英伦三岛以娱晚年的建议。他高度地赞赏英国和英国公民，说他们的政府才是模范政府，他们的音乐欣赏水平远比维也纳人高。他很肯定地说要为伦敦写《第十交响曲》。辛德勒和霍尔兹对此也毫不怀疑，他们相信贝多芬在头脑中对此早已有颇为完整的概念，只需在下半年的某个时候用笔把它写下来就可以了。
但在贝多芬的草稿中却没有丝毫的迹象。拟议中的《第十交响曲》一定是一种歌剧的形式，贝多芬总是在不停地思考着这个计划。
贝多芬再没有另外的工作计划了。若他能再活上5—10年的话，他或许可能再多一个或更多的计划。当然不止是一曲歌剧，或者还有表现《圣经》上的某些内容的短歌剧。
1826年，贝多芬偏爱四重奏，他喜欢这四种简洁的声音。当1824年《第九交响曲》完成之后，四重奏变成贝多芬的全部生命了，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他为圣彼得堡的加力金王子写了三首四重奏：第一首为《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27号），完成于1824年；第二首为《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32号）；第三首《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30号），都是在当年年底完成的。
到1825年5月，贝多芬又在病中写成第四首《A小调弦乐四重奏》。人们从中不难看出贝多芬对古典宗教音乐形式的爱好。他把《A小调弦乐四重奏》中慢板一乐章的标题改为“感谢上帝使衰弱的人能够痊愈”的赞美诗。仿佛是神的恩典使他恢复了新的力量，重振了他的雄风。
《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完成以后，休本柴立刻召集了一些人来试奏。曲中的隐秘部分促使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因为此曲是很难演奏的。贝多芬神情严肃地坐在一边，什么也听不见，只用双眼注视着钢琴演奏者那双如鹰爪般的手指在琴键上不断地移动……然而，小范围内的听众都表示了失望。贝多芬毫无理由地斥责了休本柴一顿。
随即，他将乐谱交给了鲍姆，让其在柏拉特咖啡馆中再作一次演奏，时间为次日早晨。
1825年11月，佐治·司麦特爵士访问维也纳。他很幸运，能够听到在11月9日所举行的第一次《A小调弦乐四重奏》演出，地点是在“粗人旅馆”舒里辛格的房中。听众都是一些熟识的朋友，舒里辛格从他父亲在巴黎的分店赶了过来，包括贝多芬在内，共有14个人，有贝多芬的侄子卡尔，采莱，大提琴家马克斯（他是施坦纳的老搭档），还有旁姆等人。休本柴、霍尔斯、惠斯加、林加都是这场小范围演出的演奏者。
佐治爵士说：“这首新的曲子，大约有45分钟之长，共奏了两遍。曲子中的多音阶是如此的丰富。贝多芬直接指挥了一次演奏。他脱去了外衣，屋中开始显得热闹起来，声音不能进入他的耳朵，但从他的眼中则能看到他那满意的表情。他取代了霍尔兹，自己拉小提琴。在演奏时，我一直看着乐谱，在场的人都很注意他。两天之后，此首四重奏在原处又演奏了一次。这场听的人就更多了，有十个朋友还在此处共进午餐并饮了酒。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高兴，说了许多笑话，我们都用纸条写话给他看。当演奏完此曲而起身时，他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感染。”
1825年秋，贝多芬住在舒怀兹班纳公寓的二层楼，面对着格拉雪斯。这是他在维也纳住所中的最后一处。司蒂芬·冯·勃朗宁和他的妻子、小孩就住在对面的罗斯公寓里，他是从埃斯特海斯王子那里租来的。他们的感情又恢复了。司蒂芬和贝多芬时常在一起，贝多芬也常到那边去进午餐，与冯·勃朗宁夫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勃朗宁夫人有时还会帮他做点杂事；但是，他那心烦时发出的噪音和一些超常规的做法，常常会使夫人感到十分迷惑。贝多芬对于勃朗宁的孩子琪哈特尤为喜爱。这孩子的绰号是“裤子钮扣”。贝多芬很喜欢孩子，他看着琪哈特成长，并让他逐渐知道如何从小就使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琪哈特受贝多芬的影响相当深。及至成年，他还能很清楚地回忆起贝多芬和自己在一起的趣事和一些生活细节。
现在又要说到贝多芬作为保护人的不幸历史了。这次所讲述的事情完全不牵涉到他的艺术生活，因为必须分开来讲。
卡尔的母亲虽然与儿子分开居住了，但从不离得太远。所以，她仍旧是贝多芬潜在的危险。彼得，第三保护人，对他只有极小的帮助。彼得常给贝多芬一些指示，但这些指示又常让贝多芬深感痛苦，因此，只能增加他的疑惑。
卡尔和他的叔父分开居住，也真是可怜的一对。他们之间也从没有相互真正地了解过。贝多芬对于卡尔具有超常的智力觉得非常的骄傲，梦想着这个孩子也能继承他的事业。贝多芬首要的愿望就是想对他进行音乐上的训练。贝多芬在卡尔的父亲去世后的一个月内就写信给史坦纳，要最佳的钢琴教程乐谱，以替卡尔打下良好的基础。采莱作为卡尔的教师，教授他一切应学的课程。卡尔在琴键上表现得相当出色，当然是不能再超过这一程度了。卡尔很爱好文学，贝多芬就送他进入了维也纳大学。他在语言上的进步很快。贝多芬对他寄予厚望，一心一意希望他成为一个学者。但是卡尔的情形却与此相反。他有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但并不专心致志。
卡尔在1825年说他所受的大学教育已经足够了，希望加入陆军，但作为伯伯的贝多芬不赞成；贝多芬的希望从来没有被卡尔接受过，同时，卡尔也没有一个愿望被贝多芬所了解过。
贝多芬让他在1825年春季进入了工学院，他以前所获的学分也得到了学校的承认。卡尔住在一位政府官吏舒里默的家中，同时也受到舒里默的严格监护。
到了夏天，贝多芬搬到巴登去住。他在星期日和假日才同卡尔在一起。贝多芬让他兼任过不少的工作，如书记员等，使他没有空闲的时间去对别人做恶作剧。但是，一个20岁的青年又怎么能被他的伯伯轻易地管得住呢？再说，舒里默的工作也很忙，不可能长时间地做卡尔的“看护小姐”。
卡尔逃避了严格的管理，贝多芬否认他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卡尔尤其喜欢在听布道时胡闹。而伯伯不公正的指责，常使他感到不满。贝多芬想约束他，要求他在出来的时候得到舒里默的同意，但他常在晚上独自溜出去；贝多芬给他的零用钱很有限，他用每一分钱都得仔细地思考一下，这就让他更为烦恼。卡尔的性情本就有狡猾的一面，因缺钱花，他就去赌博。贝多芬对他的这种堕落行径有所耳闻，也派辛德勒去探听他的行踪，甚至让约翰去作过调查。一次，当贝多芬知道卡尔在一所最下流的舞厅里时，贝多芬立刻感到惊惶起来，并决定亲自前往，看个究竟，有人劝说道，如果在那种地方发现了贝多芬，那一定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议论。贝多芬无可奈何，只好派了霍尔兹去舞厅。霍尔兹是一位27岁的青年人，但深知人情世故，也是卡尔的好朋友。霍尔兹回来报告说，卡尔在喝酒，但没有喝醉，至于说到嫖娼，就他所知，维也纳还没有这种行业。
此后，叔侄两人之间矛盾就更多了，咒骂更形成了紧张的气氛。贝多芬禁止他再去看母亲。贝多芬猜想一定是这个贱妇引侄儿走上歧途的。卡尔有一位朋友叫尼迈兹。有一次，卡尔将他带到了巴登。贝多芬在一个公共场所公开地警告卡尔和他的朋友。在给尼迈兹的信中，卡尔称自己的伯伯为“老笨伯”。这封信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最使这位伯伯所不能原谅的就是卡尔假装对伯伯敬爱，但在行为上却从不把伯伯当一回事，甚至更为恶劣。
贝多芬保存了一些自己写给侄子的信，以作为法庭上的证据。这是一些让人心碎的记录。文字中交织着愤怒、疑虑、紧张、盲目的爱和几近残忍的严厉。
当贝多芬疑心卡尔私下里去见母亲的时候，他就威胁卡尔说，不认他了，并要告诉所有的人，让大家知道卡尔是如何辱骂和对待自己的伯伯的。他还怀疑卡尔从佣人的手上借钱用。他曾对卡尔叫道：“我的心是多么难受，你做出了如此无耻的事。假如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你将被每一个正直的人所痛恨。”
不言自明，贝多芬对侄儿卡尔是恨爱交加的。他常祷告说：“我希望上帝能听到我的祷告，因为我是不能再信任我的侄儿了。”
1825年6月，贝多芬在巴登写道：“我为了卡尔差不多气愤得要生病。我实在是不希望再见到他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0月里，卡尔失踪了几天；贝多芬闻讯，立刻就赶到了维也纳的舒里默家中。卡尔不在那里，贝多芬就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