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年即将来临之季，贝多芬收了一个不平凡的学生——鲁道夫·约翰·约瑟夫·雷纳，奥地利的大公爵，是皇帝的堂兄弟，只有16岁，却有着高贵的地位。贝多芬答应收纳他做学生，并让他在教堂举行了仪式。
鲁道夫已到了法定的年龄，可以自由地选择教师了。他离开了宫廷作曲家而到贝多芬那儿受教育，大约是缘于他在维也纳贵族中听到了有关贝多芬的赞颂之词，而且又常常在里区诺斯基、李索顿斯坦、劳勃高维兹或雷苏莫斯基家里碰到他。
贝多芬很喜欢这个孩子，想在音乐上带他上进。但此时的鲁道夫却远不及贝多芬眼下的学生采莱和兰兹，他只能算作爱好音乐的人，还不能称为专业音乐家。有人问仁慈而宽厚的贝多芬说：“鲁道夫大公爵真实演奏水平到底有多高？”贝多芬会笑着回答：“他的感觉无疑是对的。”
贝多芬答应教他弹奏自己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第37号）。尽管教了一年，但钢琴部分他仍弹奏得不理想。此后，贝多芬也题赠给他不少的作品，以表示对他的关怀与爱护已到了极为特殊的程度。
在贝多芬的面前，鲁道夫还很可能试奏过如下贝多芬的作品：《第四钢琴协奏曲》（作品第58号）和《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第73号）、《再会》和《第二十九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6号，又称《槌子键琴奏鸣曲》）、《G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第96号）、《钢琴三重奏》（作品第97号）、《弥撒祭曲》（作品第123号）和作曲家最后一年所作的弦乐四重奏《伟大的追逸曲》（作品第133号）等，但像《皇帝协奏曲》（作品第73号，又称《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是不可能从这个大公爵的手指下流畅地弹出来的。
而兰兹却幸运多了。因为他能够经常地、自由地到老师家里去，从那里可以学习到比课堂里所能读到的书本更多的知识。鲁道夫大公爵却从不能到贝多芬那里去——他尊贵的地位限制了他，而鞠躬的礼节又让贝多芬大伤脑筋。
大公爵为此而特别下达了一道命令：从今以后，这位缺少忍耐之心的教师可以不必经过任何通报而直接到音乐室里去。
贝多芬很注意校正鲁道夫的指法，有一次甚至打了一下他学生的手。贝多芬很得意，因为他责罚了皇族；日后，他还很神气地向别人谈及此事。
贝多芬屡次在信中说明自己的这种举动是出于好意，而不是一种冷淡的、自娱的、不理智的行为。他所讲的谁能说不对呢？鲁道夫是他的主要恩人——也是“他收入的惟一来源”。在皇宫中有贝多芬音乐作品的演奏，音乐图书馆中有贝多芬新作的每一首乐曲。贝多芬的心中是多么感激他！没有人能够想到其真正的程度。
教学持续了一年，他们之间的感情随着时日的推移而逐渐深厚，所以，对于教程上的延误也就成了寻常之事。日后，贝多芬出了一道主题令其作曲。他的学生就写了一组变奏曲，送给他作为新年的礼物。
贝多芬接到这组曲子后说：“这伟大的变奏曲……我这崇高而尊贵的学生，你给我带来了恩爱和惊奇，我不知怎样用语言和文字来表示我的感谢，因为我的地位与你是太不相称了。我要做的是新作一曲以报答你。我祝福殿下健康。此致崇高的殿下。深切的爱慕和尊敬来自你最谦逊的仆人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贝多芬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一首新的《槌子键琴奏鸣曲》；同时宣布正在作一首伟大的弥撒曲以表示对鲁道夫的尊敬，这就是有名的《弥撒祭曲》。
在《菲岱里奥》停演的那一年，勃朗男爵所管理的两座剧院转给了勃劳高维兹·舒怀珍堡和埃斯特海斯王子。剧院虽经埃斯特海斯伯爵和巴尔凡·齐希、劳特龙伯爵共同管理，但时间证明了这几个贵人并没有比勃朗男爵有多大的改进。而贝多芬在一定程度上是高兴的，因为他所憎恨的男爵被罢免掉了，而转入了富有歌剧才能的埃斯特海斯和劳勃高维兹的家属手里去了。新的指导在接手不几天后（1807年元月），就接到了贝多芬关于自己事业的一个长长的请求，他希望能够安定的生活下来，以便将整个的生命献给艺术。因为他现在受到了生活的压迫，他暗示自己即将离开维也纳，而诱导他们挽留自己。他的条件是要在剧院中有一个固定的职位，年俸为2400弗洛林；他的工作则为每年有一出伟大的歌剧，同时作一出短歌剧，一些应时的歌曲、合唱曲。这些都可以根据剧院指导的意见进行创作。
这群管理者，刚确定了他们在剧院中的分工，当然是不会轻易答应的。贝多芬过度的允诺出了名；《菲岱里奥》的失败使这些人不能大意；同时，他们认为贝多芬不能和歌剧团的其他人和平相处在一起。贝多芬所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地位较高的工作和稳定的、安逸的生活。他的期望值并不是太高，因为贝多芬这个名字在音乐气息浓郁的维也纳的确是一种荣誉。但是这些管理者知道他不喜欢维也纳，他们又不是像劳勃高维兹这类喜欢贝多芬的人。劳勃高维兹的热心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