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去世后的一年里，贝多芬的胸中孕育着更大的希望，甚或可以说他“有点野心”；而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雄心勃发的时期。他很快就得到了比“宫廷副琴师”更好的职位。他的即兴演奏天才使大家感到惊异，这象征着一种新的力量的产生，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把自己的音乐**完全表现在纸上。他费尽力气谋生，因为他毕竟还要负责一个家庭的生活费用。
当然，贝多芬在皇帝面前是幸运的。弗朗兹皇帝迅速地将宫廷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艺术中心，并将相当一部分财力、有条理地、接连不断地用在音乐艺术上。
1788年，弗朗兹皇上设立了一个大型的歌剧团，演员都经过了十分严格的挑选，演奏者也是如此。经过精心的重新组织后，贝多芬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相当突出了。他俨然是一位宫廷的钢琴家、音乐家，而尼法却反而处于陪奏者的位置。
贝多芬在歌剧院和乐队里经常担任中提琴手，他与乐队的演奏员相处得融洽、愉快。乐手安特里阿斯精于小提琴、贝哈特精于低音提琴，两人都是作曲家；安东·洛卡担任笛手，也精于作曲，年龄与贝多芬相近。贝多芬为有这些各有所长的朋友而兴奋，并从他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器乐方面的知识。因此，贝多芬也就取得了异乎寻常的长进，为日后音乐创作的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弗朗兹皇上极为喜欢莫扎特的歌剧，如《茜拉尔的私奔》和《费加罗的婚礼》等。贝多芬在这些剧目中担任乐队的中提琴手；每一次演出，他都能学到许多新东西。
贝多芬在有了一定的艺术积累之后，写了两首歌谣曲，又作了一首芭蕾舞曲《骑士舞曲》。《骑士舞曲》是受华尔特斯坦公爵之托而秘密创作的，是贝多芬为数不多的舞台音乐作品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曲子已经遗失掉了。看来，贝多芬对这几首曲子也很不满意。他终日忙于写作一些小曲目，而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创作大作品。他写的一些钢琴曲目多是变奏曲，歌曲和室内乐曲。当时，这些曲目还没有出版；到后来，因贝多芬的弟弟卡尔的热心帮助，这些曲目才在波恩被陆陆续续地印了出来。
皇帝在出访时是经常带着乐队同行的。贝多芬也在其中。他像别的乐师一样带上了假发，穿着红色的制服，束上鲜艳的饰带；偶尔，他也不演奏中提琴而去演奏钢琴。
当乐队在凯居堡的教堂里开一个演奏会时，贝多芬遇到了业余音乐家容克。贝多芬是从不进行公开演奏的，但这次却终于被说服，为容克作了一次专门性的个人演奏。容克大大地赞美年轻而技艺日精的贝多芬。他在孟海姆听过爱比·伏格勒的演奏，却认为其远不及贝多芬出色：
“贝多芬的演奏，严格地说起来比较清晰，有思索力，且富于表情，欣赏者的耳朵能证明这一点。他为人直率、坦白，一点也不虚假。”
说实话，这一时期的贝多芬在陌生者面前是比较羞怯的，并从内心深处厌恶那种将演奏者当作稀奇看待的人。
1791年11月，宫廷中的四位音乐家兰兹、朗博、辛姆洛克、贝多芬结伴而行，旅行到阿雪芬堡去拜访极有名望的钢琴家艾比·斯图加。
艾比·斯图加演奏了自己所特有的、愉快而明朗的曲子。贝多芬听呆了。他平心静气地听着，如此地投入。一曲终了，他又请求让自己也试弹奏一会儿。艾比·斯图加注意到贝多芬所弹的变奏曲是自己喜欢和熟悉的，并且认为是最难演奏的曲子。贝多芬还弹奏了许多他能记起来的变奏曲，并即兴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
人类的温情和良知开始逐渐被贝多芬用音乐表现了出来。他喜欢一个人独自沉思，而不管是否有人来打扰他。他需要一种从未有过的友谊来安慰他。尽管不同的环境也能影响他的思想，但他理想化的意念却一定要获得一些确切的、认同的回应。他在音乐天地里热情地、倾尽全力地学习，这无疑有助于他世界观的形成。而这些对于一般人而言却是不可能的，他需要有人让他振奋，并以此来拓展他的认识空间，而不再在一个有限的小圈子里原地打转。
贝多芬扩大了交友的范围、增加了交友的时间。友人们所具有的优点极大地丰富了贝多芬的心灵；他吸取了更多的精神营养。贝多芬在波恩的最后5年中（17—21岁之间），与友人、各界的频繁交往，改变了他那怕羞的习惯，并极大地发展和充实了他的才能和智慧。
在波恩这个小镇的社会生活中，已形成了一种富于艺术气息的生活，各个住家常举办一些富于特色的活动：音乐演奏会、诗歌朗诵会、哲学讨论会……贝多芬热情地参加了这类集会，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他那和蔼的态度、得体而整洁的衣饰很能引起别人的好感。贝多芬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波恩那些有修养的音乐家、艺术家所看重了。
贝多芬在出席这类集会时，常会出现这样一种让人兴奋的情形：他自己在兴致勃发地演奏，而将陪奏者置于一边，并以个人演奏的特征而即兴发挥成一首极为精致的旋律……随之而来的是掌声四起。
在贝多芬的一生中，有两个家庭对于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其中之一就是冯·勃朗宁夫人家。这个家庭中有4个孩子，尤其值得一的是女儿艾兰诺拉，昵称“劳欣”。从15岁时开始，贝多芬就开始教劳欣学弹钢琴。
贝多芬在自己的家中可以称得上一个尽职尽责的兄长。他总是很亲热地将卡尔和约翰这两个弟弟并称为“大弟弟”，并尽力保护着年幼的弟妹，让他们尽可能地与现实生活中的丑恶隔离开来。
贝多芬家庭生活中的许多变化与收获正是这所房舍的女主人冯·勃朗宁女士对贝多芬一家悉心照料、精心管理的结果。她贤淑、聪慧、机敏、能干而富于朝气，并博得人们的交口赞颂；而她博大的同情心则更是贝多芬家庭的庇护神。
早在1777年，冯·勃朗宁女士27岁时就失去了丈夫——伊迈纽·冯·勃朗宁——他是在一次宫廷失火中丢掉性命的。那时的救火设备还很落后，所以，只能让大火一直烧下去，烧到第二天夜里；伊迈纽眼看就要烧到宫廷机要文件室了，就邀集了一群志愿市民去救火，但一堵在火中烧得发脆的墙坍塌了，砸在他们身上，他们无一幸免。冯·勃朗宁夫人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着。她将精力完全集中在培养孩子上，并从不感到孤独。她的哥哥亚伯拉罕·冯·凯利舒是波恩的一个牧师，他常去她家；她也将自己丈夫的兄弟洛朗士（也是一位牧师）介绍给了凯利舒。两位牧师很快成了朋友。而他们两人的道德水准都是很高的。
贝多芬很高兴与他们相处。韦格勒写道：“贝多芬立刻成了冯·勃朗宁女士家庭中的一员了。他不仅只是常常和他们一起度过白天的时光，而且有许多晚上也共聚一堂、畅谈欢述。他在这里觉得自由，摆脱了一切束缚，每桩事情都让他愉快，并且松弛了他的神经。洛朗士牧师以最浅近的句子来读荷马和柏露泰舒的诗给年幼的孩子们听，贝多芬也交叉着手、静静地听着，想从牧师的身上得到些什么……”
这是一段让贝多芬不断充实的时光。
他对文学的认识也加深了，知道了许多或好或差的散文、诗歌，他尝试着创作了一些短歌剧，还能用德文讲述席勒、莱辛、莎士比亚或谢立丹的戏剧。
应当说贝多芬是幸运的。他担任了管风琴师聂费的助手，并跟他学习音乐。
聂费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足以成为贝多芬个人品德上师从的楷模；他又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天才的音乐家。他扩大了贝多芬的艺术视野，使贝多芬熟悉了德国古典艺术的一系列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并巩固了贝多芬对崇高目的的理解，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又是一个言辞风趣的人，擅长引导贝多芬以游历的24方式来交朋友、长知识、博见闻。
贝多芬在波恩时期（1782—1792年）的创作还处于一种尝试期，其作品大都是些小型的钢琴曲、重奏曲、歌曲等。这一时期，可以说他正经历着学习音乐知识、积累生活感受与心理准备的过程。
在这一时期，贝多芬与许多著名的学者、作家、音乐家接触，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受到了“狂飙运动”思潮的影响；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意识又给了他更多的启发，使他的世界观获得了一种可贵的、阶段性的进步，从而奠定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础：深信人类平等，追求正义与个性自由，憎恨封建**制度的压迫。
这一时期的贝多芬对“罗曼蒂克”一词是不经意的。他的音乐创作风格和作品演奏技巧是趋向于诗一般的热情，很难用语言表述出来。正因为有了这种可贵的情感，所以他的作品更能发出光辉来，且不必经过那样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他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赋的内在力量。看到某一题目，他立即就能直接领悟。他没费多少时间就懂得了荷马的光荣业绩，了解了莎士比亚辉煌人生的奥秘，看到了歌德善于为自己辩护的个性，把握了他们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