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个无赖汉雅科夫略夫充当证人，让他庭审时证明这些假信的真实性。
这个雅科夫略夫，口袋里有了钱就天天进酒吧，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开庭那天，他又是酩酊大醉。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柯斯托马洛夫当面对质，他义正词严，驳斥得叛徒无言对答。轮到证人作证时，也不知是醉糊涂了或是良心发现，雅科夫略夫竟把受人收买如何奉命作伪证的事合盘托出。这一来弄巧成拙，那些审讯官出乖露丑，一个个狼狈不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庭宣称：
“无论把我关多久，即使我头发斑白，即使老死狱中，我决不会承认有罪！”
可是，枢密院依然根据业已破产的假证据，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罪，并上演了本书《引言》中描述的那场假死刑闹剧。
沙皇没有忘记论功行赏。他批示让打入《现代人》杂志的文化特务发一笔小财：
“皇上特旨，给予B.柯斯托玛洛夫一次性嘉奖500银卢布，直接从国库开支，以示奖励。”
过了两年，第三厅决定让这个“犹大”继续扮演文学家的角色。作出一个决定：
“为嘉奖B.柯斯托马洛夫的功绩，公款出版他的《全集》。所需的1366卢布35戈比经费，全部由我厅担负……”
财政部长拟定了一份收买叛徒杀害革命者的财政计划。1863年8月5日，他用暗语写信通知内务部：
“杀害激进的乐队指挥者，明晚9——11时，可从Φ.Τ.Φ.处领取1000卢布。他必须以自己母亲的名义先准备好一张收据；但不过，其母亲不应该知道此事的具体内容……”
再说铁窗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起10年前的往事。
记得和未来的妻子的几次谈话中，就预感到等待着他的命运是什么。曾对她说：
“每天都可能被逮捕……从我身上找不到任何罪证，可是却把我当作重大嫌疑犯。叫我怎么办？我只有沉默，沉默。可是，却缠住我不放，这是很使人讨厌的。如果我大胆而激烈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呢？那么，就很难出狱了。”
可见他早就有了随时被捕入狱的思想准备，也有了如何应付的策略。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身陷囹圄并不等于解除武装停止斗争。他准备长期坐牢，他的斗争武器就是笔、墨和纸张。
在等候审讯的情况下，他向当局提出一个正当而又合理的要求：你们知道我完全是靠卖文糊口的。而今被捕在押，家属孩子无以为生，因此要求允许在狱中读书和写作。不能再写政治论著，总还可以翻译一些外国文学，写一点无关政治、纯粹是家庭生活的消闲文艺小说之类罢。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侦查委员会正而八经写了一封信，巧妙地表白说：
“顺便说说，我早就想成为一个文艺小说作家。可是，像我这种性格的人，不宜在年轻时代从事文艺创作，过早了也不会有成就。如果不是因为被逮捕中断写政论，因而非常缺钱，我也不会在35岁的年龄开始发表长篇小说。要知道，卢梭和英国作家戈德温都是大器晚成。小说是为广大读者而写的，这是一种严肃而郑重的事业。它形式的灵活性，是通过厚实的思想内容来体现的，从而使读者受到启迪。所以，我搜集材料是为年老时搞创作而准备。”
他的这个请求，表面看来近乎天真；而暗中却充满了某种隐秘的机谋。
我们知道，他之所以没有及早从事文学创作，当然不是信中陈述的理由。真实的原因是，当初他是把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和普及唯物主义看得高于一切的。目下他更不只是为了金钱才要求写小说。如今他身囹圄，只有选择写小说作为一种手段，在它的掩护下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刚好歪打正着，他的这封信骗过了侦查委员会的眼睛。警察们专心一意要寻找的是**的“罪证”，根本没把秀才做文章看成什么大事情。上面批准同意；但文章须经过委员会审阅。
于是，身居囚室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认真真做起文章来。在等待判决期间，他加紧翻译各种历史文献和文学名著。如像卢梭的《忏悔录》、贝朗瑞的自传片段、圣西门的回忆录片段、麦考利《英国历史》的个别卷、施洛谢尔的《世界史》、格尔温努斯的《十九世纪史》、纽曼的《美国史》、金莱克的《克里米亚战争》等等，都是在被监禁的1年零10个月期间翻译完的。当时为写卢梭传记准备的大量材料还保存至今，其中有上千页的卢梭文章摘录，和他所作的批注。后来因流放西伯利亚，《卢梭传札记》的写作被迫中断了；有关的手稿以及卢梭的著作，又没有寄往西伯利亚。
铁窗内的小说创作也大获丰收。写了不少中篇和短篇。完成了《阿尔菲利耶夫》，《小说中的小说》，《自传片断》和《小小说》。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长篇名著《怎么办？》
据统计，在678天里他总共写出了200多个印刷页的著作。当他的表弟佩平到监狱探望，替他送出大包手稿时，简直对他的超人毅力和写作速度感到万分惊奇。
3. 大器狱中成
1863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一位穿着简朴的官员，经过铸造厂街时他的脚被一包东西绊了一下。开始那官员很高兴，以为财喜临门；可是很快就失望了，原来是一大摞文章手稿。上面有一个奇怪的标题赫然入目：《怎么办？》他等了片刻不见有人转回来认领。于是便步履蹒跚地往家走，思索该怎样处理这包东西。
过了一天，在《圣彼得堡警察署公报》上刊出了一则寻物启事。
“遗失手稿启事。2月3日，即星期日下午一时，在铸造厂街和巴塞恩街转角处，遗失一包物件。纸包内有装订整齐的一摞手稿，标题是《怎么办？》。若有人拾得这个包裹，请送到克拉耶夫楼房，交涅克拉索夫收。即付酬金50银卢布。”
寻物启事所要找的手稿，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长篇小说的前几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囚禁要塞的第五个月，就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他在受审和宣布绝食的同时，还不断利用间歇从事写作。1863年1月26日，手稿的开头几章上呈警察总监。总监只会侦察破案，未必懂得分析文章 ；按规章通过审查认为没有问题，便认可放行。趁表弟佩平探监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托他把手稿转交给《现代人》编辑部。涅克拉索夫不等小说完稿，就决定在《现代人》杂志上先行发表开头几章 。那天他亲自把手稿送印刷所，可是他突然中道折回，心急火燎地对妻子说：
“咳，糟糕，我把手稿丢啦！……今天鬼使神差去坐简便马车，没坐轿式马车。这次距离很近，却把厚厚的一摞手稿丢了！”
就在涅克拉索夫发布手稿遗失启事的这天，恰好要塞医师向司令报告，车尔尼雪夫斯基又一次宣布绝食。
4天过去了。在《圣彼得堡警察署公报》上接连登了三次遗失启事都毫无反响。涅克拉索夫打算到各家报刊去登启事，定出更高的赏格。第五天他在英国俱乐部吃中饭，收到家里一张便条：“手稿送来了……”
那么，这部多灾多难的《怎么办？》，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我们且抄录它的开头第一段以飨读者：
夜里——那一夜有云，黑沉沉的，——两点半钟，利坚桥中央忽然火光一闪，
发出手枪的声音。看守桥梁的听到枪声马上奔过去，几个过路的也聚拢了，但是发出枪声的地方竟不见一个人或一件东西。可见这不是杀人，而是自杀。
有些喜欢潜水的人，过了一会儿就拿出钩竿，甚至还拿来一副鱼网。他们钻进水里，摸索、打捞，结果只捞起五十来块大木片，尸体却没有找着，没有捞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自杀者是谁？为什么自杀？他（她）的命运如何？悬念迭起，使读者欲罢不能，完全是惊险侦破小说的手法。
其实这是作者故弄玄虚，以骗过呆头呆脑的书报检查官。这部在极为特殊条件下写成的小说，一点也不惊险曲折；正如他事先保证的那样，描写的是家庭生活。小说的结构很新颖，开场颇具匠心。全书共6章 ，每章的标题都是关于女主人公的婚恋纠葛。它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
青年女子薇拉·巴甫洛芙娜抗拒买卖婚姻，在家庭教师罗普霍夫的帮助下双双逃离火坑，不久两人结为夫妇。薇拉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创建了一家缝纫工场。共同生活了大约两年，薇拉又对丈夫的友人吉尔沙诺夫产生了感情。罗普霍夫为了使心爱的人得到幸福，便设计了开头那个假自杀的场景，以摆脱这种爱情三角纠葛。他隐名埋姓悄然出国，几年后化名毕蒙特归来。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薇拉的女友卡佳，后来和她结了婚，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两个家庭又会面了，他们一直友好相处。
小说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事实依据。还在开始写这个长篇以前两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给妻子奥莉佳的信中说，他想编纂一本“知识与生活的百科全书”。不仅供学者们使用，而且面向广大的读者群众。
“然后，我把这部书改编成普及读物，类似长篇小说的形式。里面羼入闲闻轶事，俏皮话，涉笔成趣，使所有的人，甚至除了小说什么也不读的人，都喜欢读它。……人们的头脑愚昧，他们贫穷而可怜，粗暴而不幸。应当向他们解释明白，真理在哪里，他们应当怎样思索和生活。”
《怎么办？》这部小说，是1862年12月14日动笔，到次年4月4日完稿，历时110天。它通过审讯委员会一章一章地审查，才在《现代人》杂志第三、四、五期上连续刊载。奇怪的是小说的每一章竟滑过了警察局这第一关。很可能是因为开头部分已经过审讯委员会过目认可；后来审查《现代人》杂志的官员，见手稿上已盖有上峰的印章和装订线，也就不敢说三道四提出相反意见。很难搞明白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因为自上而下的审查过程出了漏洞，还是检查官先生有眼无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前成功地愚弄检查官已非止一次。这一回巧妙地把政治小说说成是纯粹的“家庭读物”，当然起了掩护和麻痹作用。
小说《怎么办？》当然不会是纯粹的家庭纪事，而是寓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政治色彩很浓厚。小说中提出了一整套新的道德原则，塑造了新型的革命家拉赫美托夫，还为人们描绘出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
小说在杂志上连载完毕，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现代人》供不应求，被抢购一空，全国读者争相传阅。这时候政府才恍然大悟，自己干了一件多大的蠢事。于是急忙“亡羊补牢”，下令查禁这部小说，并将有关的检查官员撤职查办。
然而为时已晚无补于事。小说在国外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它所宣传的思想在千千万万民众当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长篇小说《怎么办？》，可说是大器成于监狱中。这是作者有了革命斗争经验、思想已经成熟时期的成果。他在20岁写的小说《理论与实践》没能解决的问题，在《怎么办？》中得到了解决。那时他只是模糊地感觉到必然要出现新思想体系的人物。60年代生活本身给他提供了作品主人公的原型。
赫尔岑分析《怎么办？》的深刻社会意义时，曾有这样的评语：
“车尔尼雪夫斯基、米哈伊洛夫及其朋友们，在俄国号召为资本吞噬的男劳动者和被家庭吞噬的女劳动者，去寻找新的生活。他们号召妇女通过工作以摆脱世代的约束、摆脱未成年女子所受的屈辱和靠作人姘妇而维持的生活——这就是他们最伟大的功绩。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宣传是对现今苦难的回答，给在水深火热中濒临死亡的人送来了慰藉和希望，给他们指明了出路……”
小说《怎么办？》在国外很有影响，许多革命伟人都从中受到教益。
马克思非常了解这本书，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国批评家”。列宁青年时代的藏书里，就有《怎么办？》在国外秘密发行的版本，甚至谙熟书中的每一个细节。后来列宁曾给这部小说专门写过评注，可惜在战前出国时散失。不过在列宁的其他著作中，间接作出了评价：
“……请读者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请想一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
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出版的《〈怎么办？〉序言》中说过一段话：
“还在35年以前，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工人，刚刚踏入保加利亚革命运动的时候，小说《怎么办？》就在我身上显示了深刻的、不可抗拒的影响。我还应当说，不管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没有一本文学作品能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那样，在我的革命教育上起着那样强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