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对基辛格最初的态度是含有几分敬畏的骄傲。并且，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在炫耀自己的宝贝时所感受的那样：既兴高采烈又忿恨不平。
他骄傲是因为他不能像洛克菲勒那样用钱买最出色的头脑，但凭借他的总统地位，他摘去了洛克菲勒皇冠上的宝石。
尼克松还在曼哈顿做国际法律师时就一直被东海岸外交政策精英集团排斥在外，因而对他来说，基辛格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基辛格始终与外交政策精英集团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尽管他们对他敞开了欢迎之门，但因为他的出身和气质，他不可能成为实实在在的圈内人，而且他一向瞧不起那种使当权派一致对外的平庸才智。
但尼克松很快对基辛格的野心有所警觉，“我不信任亨利，但我能用他。”他告诉刚刚步入权力集团的基辛格的对手们。
尼克松尤其对基辛格个性中的极端表现欲感到很恼火。基辛格一方面多疑，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惟我独尊。基辛格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的不和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尼克松从幸灾乐祸变成了绝望。
基辛格与乔治敦区社交界和新闻媒体的密切关系也成为愤恨的源泉，尼克松怀疑他在晚宴上吹嘘自己的成果，炫耀他如何使一个总统危险的冲动得以控制。基辛格在社交圈说的话大部分给添油加醋地反馈上来，这进一步地加重尼克松的疑心。
基辛格过去的恩人或主子——克雷默尔、埃利奥特、洛克菲勒都是赫赫有气派的人物，但基辛格在皮埃尔饭店见到尼克松时发现，这是个不讨人喜欢、软弱和不引人注目的人。后来基辛格又注意到尼克松很害羞，害怕见生人，害怕当面把令人失望的消息传达给当事人。“他不喜欢人，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进入政界。”基辛格曾说道。
毫无疑问，尼克松让周围人对他产生不信任感。基辛格这种具有多疑症的人尤其如此。每次当总统来了一个特别奇怪或令人害怕的电话，或者总统打电话时听上去喝醉了或有所失控，基辛格总示意他的下属监听，与他分担恐惧感。
基辛格私下里称尼克松为“那个疯子”、“我们的酒鬼朋友”，“如果让总统自行其是，每星期都会发生核战争。”基辛格会对他的助手悄悄嘀咕道。
“没有人比他更接近总统，也没有人有权利像他那样瞧不起总统——这就是他苦苦追求的效果。”一位既是哈佛同事又在尼克松政府供职的人这样说起基辛格。
作为一个难民，一个既缺乏安全感又野心勃勃的局外人，基辛格学会了如何博得权势人物的青睐。在与尼克松接触中，他尤其学会了如何拍马奉承。
尽管他在背后对尼克松极尽诋毁之能事，当面却知道讨好献媚。上任后头一个月的欧洲旅行中，尼克松急切需要知道他自己干得如何出色，基辛格满足了他的愿望。头一次会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后，尼克松四次电话打到基辛格办公室问自己干得如何，基辛格又一次满足了他的愿望。
尼克松的白宫录音带一旦公开，对基辛格造成的损害比谁都大，因为他对尼克松说的奉承话全在上面。1982年在洛杉矶，基辛格对曾是尼克松国内事务助理的约翰·埃尔希曼说：“迟早这些录音磁带公布出去，我们俩人看上去就像一对十足的傻瓜。”说的只是你自己吧，埃尔希曼想。
尼克松常带有一种恶意的快感大肆抨击犹太人，尤其是当他看到基辛格坐立不安，却又不敢反驳他的时候。对于尼克松的反希伯来倾向，基辛格从不采取对抗态度。“尼克松有许多加利福尼亚中下层阶级出身的人的偏见”，基辛格在制止他的犹太助手对尼克松不满时说。
他过后为自己辩护道，与尼克松抗辩是“自杀性的行为”，“尼克松的话题总离不开新闻界的阴谋，权势集团的敌意，乔治敦区社交界的傲慢浮夸，你要反驳他就会付出被逐出核心圈的代价。”
尼克松渴望奉承，基辛格乐于讨好，这使得他们形成一种复杂而稳固的关系。他们没有密切的私交，但他们都多疑，好秘密行事，倾向于把人朝坏处想，善于搞背靠背，推行实用政治，都是冷酷现实主义和操纵权术的混合物，都对外交事务感兴趣并且相信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情感要求上，而是建立在力量评估上。
一天之中，基辛格和尼克松要会谈五六次，有时候达数小时之久。
早晨，例行汇报后，尼克松又把基辛格在椭圆形办公室留上两小时；下午他在行政办公大楼召见基辛格。
总之，基辛格与总统呆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人，以这种方式，他俩结成一对阴谋家，共同对抗官僚机构和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