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我会回来的。”一位鼻子上架着眼镜的15岁的男孩说。
检查他们行李的海关人员嫌恶地瞧着他，一言不发。
这就是1938年的基辛格。他跟随父母被迫带着少数几样私人物品迁移到美国，因为当时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已达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6年后，他果真回来了——以占领者的身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不是普通的美国大兵，而是黑森州贝格斯特拉斯区的行政长官，掌握着这些迫害过犹太人的德国人的生杀大权。
20年后，他屡次访问故里，这几次可不是一句“衣锦还乡”所能概括得了的。据盖洛普民意测验，1973年，他是美国最受赞扬的人物。新闻界称他为超级老K、外交魔术师。因为，是他秘密访华，叩开了中美关系僵冻多年的大门；是他安排了苏美自冷战以来首次最高级会晤，创立苏美关系趋向缓和的新局面；是他协助尼克松把美军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拔出来；是他穿梭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使中东地区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核战争。他那天才的超级外交操作能力使他一跃成为世界名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本世纪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
早在他还是22岁的行政长官的时候，他就流露出少有的成熟。面对那些憎恨过他的人，他没有以牙还牙、趁机报复，而是以公正、现实的态度对待他们，高效率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时候阅历尚浅的基辛格已经具备了大政治家的宽阔胸襟和非凡气质。
如果说他身上缺了点什么，那就是政客式的枯燥乏味。这位工作狂在社交界夺宠、在好莱坞猎艳、从漂亮女人那儿博取青睐同样也干得十分卖力。谁也没料到脸上架着厚厚镜片、英语带有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的德国难民在这些方面也是高效率的，众多美貌绝伦的女明星、女记者、女秘书等都倾倒在他超凡的魅力之下。他的私生活的新闻价值几乎不逊于他辉煌的外交成果带来的声誉，他浪漫、多情的心怀与他的勃勃野心一样灼热、一样令人炫目。
然而，基辛格又始终是众矢之的。从自由派知识分子到保守党活跃分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是没有道德原则的、玩弄权术的阴谋家。
外交政策精英集团中的朝野人士把指责基辛格当做一种时尚，尽管他们当面亲昵地称他为亨利。一位美国资深外交家乔治·保尔，把新书的手稿寄给编辑时，编辑告诉他：“我们有个大问题，几乎在每一章你停下你所说的话时，你就在攻击亨利·基辛格。”保尔回答说：“告诉我，在哪一章我漏掉了，我要加上一些恰如其分的诽谤之辞。”
由于人们对基辛格的看法分歧如此之大，这个人物对新闻媒体有无穷的吸引力，即使到了90年代，他已逾70高龄，离开政界已达15年之久，他仍成为新闻热点人物。
基辛格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期间，曾为两位总统服务过——尼克松和福特。他与尼克松的关系颇具传奇色彩。在某种意义上，俩人可以说个性一致、观点一致，并且都对外交事务有着强烈的兴趣。尼克松利用基辛格的头脑和理论体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外交辉煌，基辛格仰仗尼克松的恩宠以一个小小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进入世界名人圈。但终因基辛格功高震主，俩人成了一对“怨偶”。嫉妒的尼克松一心一意想降低基辛格的知名度（如果不是水门事件，他或许已经成功了）。基辛格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自我标榜、招摇过市，另一方面对总统诚惶诚恐，极尽拍马之能事，因为骨子里基辛格对尼克松怀有一种仆人对主子的感情。
基辛格与福特的相处则轻松自如。福特欣赏基辛格的才华，容忍他好出风头的脾气。虽然福特光明磊落的个性没能改变基辛格好秘密行事的风格，但在他当总统期间，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更富有道义特征。福特打心底里喜欢基辛格，1984年，当他从他所属的大公司董事会退下来时，他建议让基辛格顶替他。基辛格在任福特的国务卿期间，私下里有时抱怨福特是榆木脑袋，但语气并不尖酸刻薄，而是带一种关爱的口吻。“听到我父亲谈福特，看到他在新总统面前那样自在，的确很感人。”大卫·基辛格回忆道。
关于基辛格传，国内曾有几种版本。有的因出版较早，基辛格**十年代的情况没有记载；有的则侧重于他的某一方面。而本书则通过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将一个完整的基辛格展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十年代鲜为人知的情况。同时，本书对基辛格的童年、少年生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关于这一点，基辛格在他的自传中是只字不提，其实这对他的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一再强调严酷的纳粹时代及他的13位亲人惨遭屠杀的事实没有给他的个性打上烙印。但他这种自欺欺人之谈只能说掩盖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他害怕过多地谈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会在美国引起那些反犹太人强硬派的反感和对他的攻击。
实际上，他在政治生涯中屡次表现出来的缺乏安全感、对人极端不信任、死撑硬汉子形象，如飞蛾扑火似的急于求得批评者的认同等等都是源于他童年、少年的痛苦经历。“基辛格是个强者，但纳粹能够侵害他的灵魂。”弗里茨克雷默尔——基辛格第一位恩人评论道。
1996年7月 31日
1. 基辛格一家
菲尔特城是一座靠犹太人繁荣起来的城市。14世纪犹太人由于被禁止进入纽伦堡，便在城墙外河边的村庄定居下来。商人、工匠把菲尔特变成一座生机勃勃的商业城市，并且成为巴伐利亚为数不多的犹太文化中心。到1860年，菲尔特已有14 000人，其中一半是犹太人。
在工业时代，许多犹太商人建立了纺织厂和玩具厂。其中发了大财的人成为犹太贵族，他们在城里建医院、学校、孤儿院和交响乐队。7座犹太教堂环绕大广场而巍然耸立。
犹太教师路易斯·基辛格来到这座城市定居。
路易斯·基辛格的父亲戴维·基辛格是一所学校的创始人，并且还在教堂唱诗班担任领唱。他总是衣冠楚楚，被他的朋友们称为“礼拜日基辛格”，以有别于他衣着相对随便一点的哥哥西蒙，而后者被人称为“工作日基辛格”。
路易斯·基辛格是戴维的7个孩子中惟一担任教职的。他虽然是犹太教信徒，但他从不把自己跟忠于祖国、富有爱国精神的德国人区别开来。
路易斯在一所公立女子初级的中学找到一份校长兼教师和顾问的工作，这在德国社会里是一个显赫的地位，路易斯本人为此感到十分骄傲。
多年以后，当他失去工作，逃离故乡后写信给老同事，仍注明自己是“退休校长”。
路易斯是一个典型的德国教师，精通业务，严厉刻板，却不曾伤害过一只苍蝇。
路易斯刚来学校时，另一位校长跟他谈起几年前毕业的一名叫葆拉·斯特恩的女孩。这位校长知道怎样打动这位不苟言笑的年轻教师，他向路易斯出示了她的成绩，里面的“A”的数目足以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但这成绩有一定的误导，葆拉身上没有路易斯那种学究气，她富有机智，头脑实际。她与路易斯形成很般配的一对儿。路易斯理智而超然，葆拉精力充沛，是家庭里的决策人。
斯特恩一家住在离纽伦堡约30英里的村庄。相比于基辛格一家，他们是较为开明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社交圈里有来自非犹太人的朋友。
葆拉的母亲年轻时去世了，她父亲跟她后母生活在一块儿，但他们仍只有她一个孩子。
葆拉到菲尔特上学的时候住在姑妈家。虽然路易斯已35岁，葆拉只有21岁，但她姑母仍竭力促成他俩的婚事。斯特恩夫妇也没有意见。1922年，这一对年轻人正式成婚。牧牛业经营得很成功的斯特恩给他女儿的嫁资使他们足以购买一套5室的公寓房。9个月后，即1923年5月27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这就是海因茨·基辛格，也就是后来的亨利·基辛格。
2. 少年海因茨
到海因茨·基辛格出生的时候，菲尔特的犹太人口已减少到3000人，一个新迫害时期开始了。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民众需要发泄战败带来的耻辱和经济困难造成的愤怒，于是，犹太民族成了替罪羊和出气筒，条顿民族和雅利安民族的纯洁性得以大肆提倡。
犹太人被禁止参加公众集会——包括足协举办的足球比赛。
海因茨是菲尔特队的球迷，尽管父母要求他不要做违法的事，他却不愿意离开他心爱的球队。他常带上弟弟或一个朋友装作不是犹太人，到球场去看球。有一次，他和弟弟在球场上被人认了出来，遭到一群男孩的殴打，回家后没敢告诉父母。女仆替他们收拾干净，瞒过他们的父母。“我们所冒的风险只是挨一顿打。”他过后回忆说。而这种事常常发生。
基辛格对足球的着迷远胜于他踢球的本事，尽管他经常练习。足球是他在这个动荡世界里的一种逃避。他很瘦弱，力量不够，但他尽量用技巧弥补。他曾一度被选为班足球队队长，倒不是他球踢得好，而是他有组织才能。
少年基辛格争强好胜，在他家后院石子路上踢球，如果他赢了，这场比赛可以收场，如果他输了，他非得要别人陪他玩到他赢为止。
他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