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50年代初期，阿尔特迈尔就领教过这个科尔的厉害。那时科尔还在海德堡上大学，正值血气方刚，但他已经是路德维希港基民盟的头面人物了。
阿尔特迈尔比科尔年长31岁，以前是位商人。他只上过国民小学，后来又在一所商业学校进修过，在他任州长期间，他管辖下的一所大学曾授予他名誉医学博士。就阿尔特迈尔的学历而言，他与年青的科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更不用说像科尔那样，在分析问题时能把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但是阿尔特迈尔州长可不认为自身有什么不足，由于年长位尊，他希望青年人对他有一种畏惧感，并且惟命是从。对于那些自高自大，擅自作主的家伙只会引起他的厌恶，而科尔恰恰是这种人。
科尔和他的青年联盟公开抨击“祖父辈”们一手遮天，不给年轻人担负实际政治责任。他们要求：基民盟应该尽快地取消重叠职务，不要让年轻人失去锻炼和施展才华的机会。
这位阿尔特迈尔州长在被青年联盟搞得束手无策的时候，又不得不放下自尊，低声下气地去求助那个比他小了整整31岁的科尔，虽然他讨厌这个小伙子，但是却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如果内政方面的具体决定和人事安排没有科尔认可，那么任何人都休想把事情顺利办成。
青年联盟的人都听科尔的，他是青年联盟的少年英雄。
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威廉·博登和阿尔特迈尔一样，很不喜欢科尔。博登是阿尔特迈尔的前任，现已70高龄，但是科尔犀利的口才，遇事不瞻前顾后的作风，常常令他无暇顾及健康而大动肝火。
作为博登和阿尔特迈尔，当然不希望这个被他们视为“叛逆”的科尔有所作为。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个同他们处处为敌的科尔博士，很快便接替了他们的位置。
具有理政天赋的科尔成功之处在于，看重别人的论点、策略，而不是官职和头衔。他遵循俾斯麦对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教诲，不会轻举妄动，而是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这一点，从1954年青年联盟州主席的换届中就体现出来了，当时，凭着科尔在党内的影响力和丰富的领导经验，他完全可以接替青年联盟州主席彼得·约斯滕的职位。但是，科尔认为自己还没有一批可靠的人马而不肯就职。后来，这一职位由科尔的党内知己海因里希·霍尔肯布林克接替了。
又如，阿尔特迈尔曾希望科尔出任某一部长缺额，但是科尔拒绝了。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认为他不聪明，而科尔却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1966年8月底，科尔在接受《曼海姆晨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今年36岁，来日方长。我曾有机会去波恩任职，但我宁愿再等一等。”
在青年时代，科尔就深深懂得，如果他想有所作为必须要有一批可靠的人马拥护他。因此，从50年代初期他就有意识地把志同道合的同志聚集起来，结成联合阵营。这一政治策略的实施使他在今后的政治生涯中左右逢源。很多有为的青年都愿意结识他，靠拢他，而那些政治对手们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决不敢贸然出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尔结交的人越来越多，科尔联盟的阵容也越来越大。这时海因里希·霍尔肯布林克、海因茨·施瓦茨、奥托·迈尔和维利巴尔德·希尔夫等人都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科尔分子”。那么，阿尔特迈尔和威廉·博登讨厌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科尔了。
自进入市议会和州议会之后，科尔变得越来越充满信心。
这种作风使科尔很快有了一批追随者，有的人甚至把他比作社民党主席赫伯特·魏纳。
路德维希港的两位市长——汉斯·克吕贝尔和维尔纳·路德维希港就深刻地领教过科尔的厉害。克吕贝尔和路德维希港都是社民党杰出的人才，在行政管理方面颇有建树，但是，他们却常常被科尔的指责搞得不知所措。
不仅是路德维希港的两位市长，法尔茨的州长阿尔特迈尔、州议会党团主席博登都有同感。在州议会中，假如科尔想阐明自己的主张而让他的对手驳倒，那么霍尔肯布林克就会重整旗鼓，再将科尔的主张复述一遍，并将那位对手痛击一番。万一霍尔肯布林克再失利了，那么海因茨·施瓦茨又会走上讲台再度将科尔的主张重复一遍，直至将对手彻底击败。
“科尔分子”的这种辩论战术大大触怒了阿尔特迈尔。在科尔进入州议会之前，州议会是州长的世袭领地，他说什么别人就做什么，从来没有人敢忤逆他。可是科尔却不吃这一套。这样一来，州长先生就开始在盛怒之后酝酿教训科尔的办法，1960年初，阿尔特迈尔终于让科尔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了一次洋相。
首先，这位州长要求科尔在议会上就州政府的财政和经济预算结果发表演说。当科尔信心十足地登上讲台时，晦气也跟着来了——起先是话筒失灵，接着讲话稿由于准备不足而不能出口成章 。科尔在台上被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当他失去继续发言的勇气，面红耳赤地败阵而归的时候，阿尔特迈尔笑了，他相信这个处处忤逆他的人应该从此服输了吧。
谁知，结果却恰恰相反，科尔不但没有服输，而且把这次失败当作教训，决心今后一定要引以为戒，在每次演讲或发言前作好充分准备，决不重蹈覆辙。
这时阿尔特迈尔的事业早已越过了他的顶峰，他再也不敢指望每个基民盟议员都如1959年以前那样对他惟命是从。科尔的势力越来越大，使得他在工作中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