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夫人变得越来越神经质。年轻时，她的妹妹曾讥笑过她的性格——顾影自怜，确信自己是个不幸的受害者。现在这种性格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随便一件小事都会惹得她掉泪，歇斯底里大发作。
1909年7月初，托尔斯泰接到邀请，要他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第18届世界和平大会。托尔斯泰想去。他觉得，只有他才肯直言不讳地说出制止战争和普遍裁军的真理，人们肯听的也只有他的发言。他认为出席会议是自己的责任，但是他把出席大会的想法告诉夫人以后，夫人却大哭大叫，闹着要自杀，坚决不放他去。托尔斯泰只好放弃了这次旅行。
托尔斯泰夫人想要对出版托尔斯泰著作的出版商起诉，但心里没有把握。恰好这年夏天托尔斯泰妹妹的小女儿列娜带着丈夫杰尼先科和两个孩子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作客。杰尼先科是新切尔卡斯克法院院长，托尔斯泰夫人便问他托尔斯泰过去那份出版和销售他的著作的旧委托书是否有效，杰尼先科回答说无效。托尔斯泰夫人便对托尔斯泰大发雷霆，喊道：“一家人都要讨饭去了，你却满不在乎。你想把一切著作的版权都交给切尔特科夫，让子孙挨饿！”托尔斯泰夫人一再要求把全部著作的版权都给她，托尔斯泰坚决不同意。托尔斯泰把手稿和日记复本都交给了切尔特科夫，夫人很生气。她焦虑不安，生怕得不到1881年以后写的那些还没有出版的著作的版权。她哭泣，喊叫，半夜闯进托尔斯泰的房间哭闹。她已失去理智，没有意识到她在扯断她跟丈夫的联系的最后一根线，没有想到她这是加速托尔斯泰的死亡。托尔斯泰在7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假如她（指妻子——引者）能知道并明白就是她一个人在扼杀我生命的屈指可数的最后几小时、几天、几个月就好了……”他于8月2日给切尔特科夫写信说：“整个这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很糟，心绪不好。没有爱，就没有快乐，没有生活，没有上帝。……我这个人很糟，越来越想死，以前是每天晚上想，现在每天早晨也想，而且这使我感到高兴。”
托尔斯泰被家里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和众多的来访者弄得疲惫不堪，想找个清静地方休息一下。于是就决定去看看切尔特科夫。切尔特科夫一家这时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克列克希诺庄园里。在这里，托尔斯泰写了一份遗嘱，写明他放弃1881年以后所写著作的全部版权，谁愿意出版都可以，但出版的东西事先必须经过切尔特科夫审订。托尔斯泰和三个证人都在上面签了字。副本给了切尔特科夫，原本由托尔斯泰的女儿萨莎保管。切尔特科夫建议萨莎顺便到莫斯科找穆拉维约夫律师，了解一下这份遗嘱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归途，路过莫斯科的时候，萨莎去找了穆拉维约夫律师，穆拉维约夫律师认为这份遗嘱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答应起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
1909年11月1日，托尔斯泰在穆拉维约夫律师起草的新遗嘱上签了字，写明把全部版权交给长子谢尔盖、长女塔尼娅和小女儿萨莎，由他们转交社会共同享用。后来托尔斯泰决定写一份新遗嘱，把版权交由萨莎一人处理。1901年7月22日，在离家几俄里远的一个树林里，托尔斯泰坐在小树墩上亲手把遗嘱写好，跟三个证人一起在上面签了字。
后来他还对小女儿萨莎说：“假如出版第一版著作剩下什么钱的话，最好能从你妈妈和哥哥那里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买回来交还给农民。”
1909年9月底，托尔斯泰收到印度民族主义领袖、20世纪非暴力抗暴主义倡导者甘地来信。甘地在信里除了表示仰慕之情以外并介绍了印度消极抵抗者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斗争的情况。他请托尔斯泰写一篇《致印度教徒》，谈谈不以暴力抗恶的问题。托尔斯泰欣然照办了。
托尔斯泰夫人已精神错乱，据说这是一种妇女精神病的谵妄症状，越闹越凶。她坚决要求托尔斯泰把日记从切尔特科夫手里要回来，否则她就要不停地折磨自己，折磨别人。
夜里，她又到托尔斯泰房间里大闹，托尔斯泰被折腾得一夜没睡，7月14日凌晨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尽管人近在咫尺）。这封信对理解托尔斯泰对妻子的态度和评价是很有帮助的，因此我们要多引一些：
“一，现在的日记不给任何人，我要自己保管。
“二，过去的日记我要从切尔特科夫那里取回来，由自己保存，大概要放到银行里。
“假如你担心在我的日记里会有些地方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而写到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而这些地方又会被将来敌视你的传记作者所利用，那么在我的日记里以及在你的日记里所表现的那种暂时的感情，无论如何也不能对我们的真正关系提供确切的概念。这些就姑且不去说它，假如你害怕这一点，那么有机会我可以很高兴地在日记或者书信里表明我对你的态度和对你一生的评价。我对你的态度和对你一生的评价是这样的：像年轻时一样爱你，这样的爱一直没有终止。尽管有各种冷淡的原因，可是我过去爱你，现在也还是爱你。我们停止了夫妻生活，这只能揭去真正爱情的伪装，这一点我就不谈了；使我们冷淡的原因是：
第一，我对上流社会的生活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感到厌烦，而你却不愿意也不能够抛弃这一切，因为你内心没有产生我的这些信念的基础。这是很自然的，我不为此怪罪你。
“……如果我说的话使你感到不愉快，那就请你原谅。不过我们之间现在发生的事极其重要，所以必须不惧怕讲出全部真情，并且听完全部真情。第二，你的性格最近几年来变得越来越急躁、专断和任性，这些性格特征的出现不能不使感情的表现冷淡下来，但冷淡的不是感情本身。这是第二点。
“第三，是一种主要的也是不幸的原因，你我在这方面都是同样没有过错的，那就是我们在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理解上完全是相反的，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完全是直接对立的：例如生活方式、对人的态度、对生活资料、对财产的态度等等，我认为财产是一种罪恶，而你却认为是必需的生活条件。我在生活方式上希望和你不要有分歧，就屈从于使我感到痛苦的生活条件，而你却认为是我对你的观点的让步，于是我们之间的误会就越来越大了。还有其他冷淡的原因。过错，我们俩都有，但我不去讲它们了，因为这于事无补。主要的问题在于，尽管过去存在一些争吵，我仍然爱你，珍惜你。我对你和我的共同生活作如下评价：
“我是一个放荡的在性生活方面非常堕落的人，我娶你这个纯洁、美丽、聪慧的18岁的姑娘时已经不年轻了。尽管我过去是肮脏的、不道德的，但你却和我一起差不多生活了50年，你爱我，过着勤劳艰苦的生活，为我生育、抚养、教育和照管孩子，照管我，没有屈服于任何一个像你这样的充满活力、健康美丽的女人很容易被征服的那些诱惑，纯洁地生活过来了，我不敢对你有任何责备。至于你没有在我的特殊的精神活动中追随我，那我不能责备你，因为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他自己和上帝的秘密，别人不能对他有任何要求；假使过去我这样要求过你，那是我的错，我的过失。
“这就是我对你的评价，我对你的态度的正确描述。至于在日记中可能看到的，我只知道那里没有任何尖锐的东西；跟我现在所写内容相反的东西在那里是找不到的。因此，你对日记不必担心。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四，如果现在我跟切尔特科夫的关系使你苦恼，那我就不跟他见面。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一点与其说使我感到难过，不如说使他感到不愉快。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将是多么痛苦！但是假如你想这样的话，我就这样做。
“现在讲第五点。假使你不接受我这些为建立良好安宁生活所必需的条件的话，那我就收回不撇下你而出走的诺言。我是要走的。多半不是到切尔特科夫那里去，甚至还要提出不要他住在我的附近。但是我一定要走，因为这样生活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假使我能够平静的忍受你的折磨，那我是能够这样继续生活下去，但是我无法忍受。
“昨天晚上你离开时很激动，很痛苦。我想睡，我躺下了，但这时我与其说想到你，不如说感觉到你，于是我没睡，我在静心地听，一直到一点，两点，睡醒又听，甚至在睡梦中，或在矇眬中我都看到你。
“亲爱的索菲娅，你心平气和地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你就会正确地决定一切。至于我，我已作出决定，我别无选择。亲爱的，不要继续折磨自己了，你折磨的不是别人，因为你远比别人痛苦。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塔尼娅和她丈夫帮忙把日记从切尔特科夫那里拿回来，存放到银行里去了。但是家里并没有平静下来。于是决定请著名的精神病专家罗索利莫和托尔斯泰家的朋友尼基京医生一同来看看。罗索利莫断定托尔斯泰夫人是“一种变态的两重性体质，即偏执狂和歇斯底里症，而占优势的是前者”。他建议托尔斯泰夫妇分开住，多沐浴，多散步，要想办法多安慰托尔斯泰夫人。而托尔斯泰夫人则坚决声明她没有病，不听医生的劝告。
三儿子列夫和四儿子安德烈回来了，他们都站在妈妈一边。列夫甚至责骂父亲不可怜妈妈。托尔斯泰甚至觉得儿子要骂他“坏蛋”了，心里非常难受，一连几天都在考虑这件事。
儿子们对托尔斯泰不好，可能因为没有得到钱。托尔斯泰夫人和两个儿子这两天一直追着托尔斯泰和萨莎要遗嘱就是证明。7月27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情况还是老样子，但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安德烈走过来问：‘有遗嘱吗？’我说，我不愿意回答。真叫人难过。我不相信他们所希望的只是金钱，这是很可怕的。”
从托尔斯泰那里没问出来，安德烈和妈妈就找萨莎追问。
这时比留科夫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就跟他谈起遗嘱的事。比留科夫的意见是：应当先召集全家人，对他们说明自己的意见，然后再立遗嘱。托尔斯泰认识到不该秘密写遗嘱。这种做法加深了他和夫人、夫人和切尔特科夫、萨莎和妈妈以及哥哥们之间的矛盾。
作家柯罗连科来访，暂时缓和了托尔斯泰家里的紧张气氛。他很善于讲故事，晚上全家聚在大厅里，听他讲在俄国和美国旅游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
柯罗连科了解到托尔斯泰的处境以后，对托尔斯泰的女儿萨莎说：
“好啦，现在我更加确信，托尔斯泰先生像一棵橡树，经受了一切打击，但没有被摧毁。我原来以为，他生活在非常幸福的环境里，人们怕惊扰他，甚至不敢对他稍有顶撞。我老是听说他容不得别人的反驳，并且害怕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我看到他是很能宽容别人的。”
托尔斯泰的长女塔尼娅来接托尔斯泰到自己家里去住，目的是遵照医生指示，使父母分开住。但是托尔斯泰夫人不同意，说要去就一起去。
萨莎很生气，托尔斯泰劝她说：“妈妈有病，我们应该怜悯她。我觉得我已做好准备去满足她的任何愿望。我情愿不到塔尼娅那儿去，留下做她的护士，直到她生命结束。”
结果是全家一起到塔尼娅家里去了。在塔尼娅家里日子过得轻松愉快。托尔斯泰夫人喜欢孩子，跟孩子们在一起，她很开心……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政府已允许切尔特科夫住在图拉省。于是托尔斯泰夫人又闹起来，又哭又喊地说，要打死切尔特科夫。谁也劝不住她。
塔尼娅夫妇竭尽全力来缓解托尔斯泰的困境，托尔斯泰深受感动，便把秘密写遗嘱的事告诉了塔尼娅。
托尔斯泰虽然受到夫人的折磨，但他心里仍然可怜夫人，爱着她。
9月10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索·安（托尔斯泰夫人名和父称的缩写——引者）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现在该吃午饭了，我去请她吃饭。整个晚上的情景将是很可怕的。”
9月24日，他的日记里还写着：“她有病，我从心底里可怜她。”
其实，夫人心里何尝不爱托尔斯泰呢。她有她的想法。我们只有了解了双方的想法之后，才能看清眼前这对夫妻之间所发生的这出催人泪下的悲剧的实质。因此，我们把她离开女儿家之前写给丈夫的一封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廖沃奇卡（托尔斯泰名字的爱称——引者），我本想在我们分别之前对你说几句话，但你跟我谈话时好生气，我不忍心破坏你的情绪。
“我恳求你，希望你要懂得，我对你的期望（而不是你所说的要求）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我对你的爱，我希望尽可能少跟你分离。我最痛心的就是局外人以一种对我不友好的态度来干涉我们，影响了我们长期以来无疑是恩爱夫妻的亲密生活。
“这次干涉已经被排除了，虽然很遗憾，你对此感到后悔，可是我却无限感激你，因为你的这种巨大的牺牲还给了我幸福和生命。我向你发誓，我要竭尽全力和气地亲切地愉快地关心你的精神生活和其他生活。
“要知道确有不少妻子对丈夫提出这么一些要求：‘咱们到巴黎去买时装吧；或者去玩轮盘赌吧；请接待我的情人吧；不许到俱乐部去；给我买一颗钻石；让不知跟谁生的孩子合法化。’等等。
“上帝使我拒绝了这种诱惑，也没有产生这类需要。我曾经这么幸福，所以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只感谢上帝。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是提出要求，而是由于你的冷淡和切尔特科夫闯入我们的生活而感到非常痛苦。同时也是第一次怀着一颗饱受折磨的心希望恢复我们过去的那种生活——也许这已不可能了。
“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当然是恶劣的，笨拙的，不友善的。这对你来说是痛苦的，但对我来说更加痛苦，我对这一点感到很难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我的任性，我想不是。我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