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冬，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民偷砍了托尔斯泰家的30棵白桦树。托尔斯泰夫人告到法院，法院判处偷砍树的农民六个月拘留。托尔斯泰夫人本想判决以后再宽恕这些农民，但没想到刑事案件是不能宽恕的。
托尔斯泰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夜里睡不着，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气呼呼地指责夫人，夫人当然不肯认错，于是便互相指责，直到早晨五点还不能平静下来。由于他所反对的他的私有财产，农民竟被夫人送去坐牢！夫人竟这么不理解他的信念！他十分痛苦，夜里失眠。他又想到离家出走。
他下决心放弃私有财产。年龄大的儿子们特别是二儿子伊利亚想要独立门户，支持这个决定。
1891年4月，全家聚集在一起。财产被估了价，分成九份。年龄最小的瓦尼亚按传统得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一半；托尔斯泰夫人得到了其余的一半和厢房；大儿子谢尔盖得到了祖传的尼科尔斯科耶-维亚泽姆斯科耶庄园；玛莎遵照父亲的原则拒绝任何财产；伊里亚得到切尔诺县的格里涅夫卡村；列夫得到莫斯科的房子；塔尼姬得到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七俄里远的奥夫相尼克沃庄园和一部分钱，安德烈、米沙、萨沙得到萨马拉的庄园。
7月，托尔斯泰又提出放弃最近一批以及今后所有著作的版权问题，他认为，既然这些作品都是为了人们的幸福写的，那么，它们就应成为人们的共同财产；而且从他的信仰来看，他也不该拥有这些著作的版权。
7月11日，他写信给在莫斯科办事的妻子，提出这个问题，并提供了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的两种文稿——一种是用夫人的名义，另一种是用他自己的名义，由他的夫人选择。夫人当时没有接受这项提议。夫人回来后，托尔斯泰又提出这个问题。夫人怒不可遏，指责他不关心家庭，指责他把所有家务事、庄园管理、出版业务全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指责他自私，说他和他的那些“愚昧的人”要把她逼出精神病来，说她再也活不下去了。在一次争吵最激烈的时候，她发疯似地冲出屋子，向火车站跑去，准备卧轨自杀。幸好她的妹夫库兹明斯基在大路上散步遇到了她，把她领回了家。
儿女们对父母的这场争吵的态度各不相同。塔尼娅既爱母亲又同情父亲，竭力劝母亲让步，促使他们和解。谢尔盖力避介入。伊利亚在为自己的家庭操劳，自顾不暇。列夫站在母亲一边。玛莎支持父亲，为他苦恼。
托尔斯泰经过跟妻子多次争吵和长期思考之后，终于在1891年9月16日决定给报社写信，发表声明：
“我赋予所有愿意的人以下列权利：无偿地在俄国和国外用俄文和用译文出版并上演印在一八八六年版第十二卷上和今年即一**一年版的第十三卷上的所有我的作品，以及我没印过的和今后即今天之后可能出现的作品。”
托尔斯泰夫妇的争吵并没有妨碍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正常生活。
家里仍然是宾朋满座，热热闹闹。坐在餐桌旁就餐的人，每天都有十至十四个人。人们照样野餐，骑马出游，引吭高歌，朗诵，谈话……甚至还出现了一阵雕塑热。
在来访者中有一位雕塑家金茨堡，他来给托尔斯泰塑像。还从莫斯科运来大包黏土。后来发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黏土也很好。于是不仅金茨堡在雕塑，连画家尼古拉·格和列宾也塑起托尔斯泰的雕像来。
托尔斯泰夫人和孩子们则雕塑动物和碗碟。
金茨堡不仅擅长雕塑，而且善于表演。他模仿裁缝做活儿，惟妙惟肖，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就在大家安闲自得的时候传来了饥荒的消息。
作家列斯科夫给托尔斯泰来信，说萨马拉省、梁赞省和图拉省出现了饥荒。托尔斯泰的一个熟人拉耶夫斯基从梁赞省饥荒地区来，要托尔斯泰帮助饥民。
9月又有一个熟人来讲到饥荒的情况。
托尔斯泰本来认为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帮助农民是徒劳无益的，要帮助他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面对着严峻的饥荒，他坐不住了。他以他特有的热情投入了救灾工作。他写了一篇文章 ——《论饥荒》寄给格罗特教授去发表。自己带着两个女儿玛莎和塔尼娅以及外甥女薇拉到别吉切夫卡——拉耶夫斯基的领地去。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列夫也出发到萨马拉省的饥荒地区去了。
起初托尔斯泰夫人是不同意他们父女到饥荒地区去的：托尔斯泰肠胃经常发病；女孩子到那么偏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