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剧烈头痛和严重失眠常使他不得不中断工作。在医生劝导下，马克思曾到几个疗养地作过短期疗养，但效果不大。为此医生不得不限定他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4小时。不能尽情工作，这对马克思来说是极大的痛苦。1873年底，马克思脸部等处又长了许多痈，动了手术；不久，原先没有痊愈的肝病又急性发作，使马克思几乎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医生坚持要马克思到离伦敦较远的卡尔斯巴德（现名卡罗维发利）去疗养，因为那里的矿泉水对马克思恢复肝的功能和治疗过度疲劳的神经系统会有疗效。
卡尔斯巴德是一个景色幽美、气候宜人的疗养胜地，在它的城保山街，有一座较豪华的旅馆“日尔曼尼亚旅馆”。1874年8月19日，在旅馆登记簿上，出现了一个“食利者查理·马克思”的名字。这就是马克思为了迷惑奥地利警察而用的化名。
自从《**宣言》发表后，特别是经过了国际的10年斗争，马克思的名字已经响彻整个欧洲。在统治阶级的眼里，它“恶名昭著”，已成为危险可怕的代名词，必欲去之而后快。马克思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养病，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用了“食利者查理”这个化名，并在生活上保持了“显贵的外表”。尽管如此，十多天后，马克思的行踪仍为反动派知晓。8月30日，维也纳的一家报纸《喷泉报》披露了“国际的多年的领袖马克思和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首领，即波兰拉特伯爵，一起到卡尔斯巴德疗养来了。”但马克思已经缴纳了疗养税，又没有其他把柄可抓，奥地利政府一时也对他无可奈何。
马克思按计划在卡尔斯巴德疗养了一个多月。他与爱琳娜严格遵守医生规定的生活制度，每天定时起床，定时到各自的矿泉去喝矿泉水，定时进餐、散步、就寝。生活有规律，玩得也愉快。马克思是一个很使人喜欢的旅伴。他总是那么风趣幽默，兴致勃勃，他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每到一个新游览的地方他都能把这个地方过去的情形描绘得比与他同路人见到的更生动。
经过疗养，马克思的病情大为好转。1874年9月21日，马克思返回伦敦。在返回途中，又在德累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停留了两个星期，作了些补充的治疗，并且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和活动家，商谈了一些党内事务和同拉萨尔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1875年和1876年，马克思曾两次去卡尔斯巴德疗养。每次疗养都能收到一定疗效，对健康的恢复有所帮助。1877年他本来打算再去一次，但听说奥地利政府可能不让他在境内停留，这样他就可能白花旅费，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这对他的健康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1874年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疗养地回来后不久，接到德国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国家工联会领导人的工作汇报信。获悉国际总委会迁往纽约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加紧迫害和巴枯宁分子从内部搞分裂，这个作为欧美工人运动首脑机关的作用在日趋减弱。
这时的马克思虽然已从国际工人协会领导组织中退下来成为了真正的“伦敦老人”，但他在国际的威望已无须组织职务形式上的附加影响，他依然是国际工人协会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对国际，马克思回答说：
“这种形式上的联盟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拉德尔非亚城举行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通过宣言，宣告解散。宣言说：“由于现代欧洲政局所引起的种种原因，我们解散了《国际》的组织；但是我们看到组织虽然解散，组织的原则却已得到整个文明世界进步工人的承认和拥护。让我们给我们的欧洲工人同志一些时间来加强他们本国的组织，毫无疑问，他们很快就能拆除把他们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隔绝开来的篱障”。
在国际解散之后，伦敦“二老”始终同革命运动连结在一起，他们“团结各国无产者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欧美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陆续建立起自己的阶级组织：1875年，葡萄牙着手筹建社会党；1876年，美国各个社会主义小组联合成为工人党；1877年，瑞士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比利时、法国、西班牙、阿根廷等国先后建立起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发展。
在欧洲大陆国家中，俄国也是“二老”密切注意的一个国家，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十周年时断定，俄国革命的发展，“虽然也许要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
经过几十年艰苦卓越的斗争，马克思还虽然只能经历那个由巴黎公社开始的新时代的初期，然而，“二老”已看到了他们和国际工人协会播下的种子已经发芽了。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在愈来愈多的国家内生根。这些思想已开始被群众所掌握而变成一种物质和精神合力，世界上没有哪种政权能够忽视它。1871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把马克思的画像同朱泽培、加里波第及维克多、雨果的肖像一起在莱比锡春季博览会上展出。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说：“虽然你自己不争名，可是你毕竟逐渐地成了‘当今的英雄’。”
1872年，为了德国的需要，必须准备出《资本论》的修订再版了，计划印3000册。人们对《资本论》的兴趣在不断地增长。1871年4月，马克思又收到李卜克内西的信：“德国全国各地都在根据你的《资本论》作关于剩余价值和标准工作日的报告。在工作日问题上将进行一次群众运动。”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消息，使马克思和燕妮深深感到，他没有白费气力，她也没有白白过了多少年贫穷日子，工人们在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制度而斗争时正学着把《资本论》当做进攻武器……
“老人”的心真是得到了最高的奖赏。
朋友们一再催促马克思快点完成《资本论》的后面几卷。这虽然符合他本人的心愿，但是却困难重重。校订工作是不能不做的，更重要的是对各国的工人革命运动的指导。
马克思病情日趋恶化。他在1872年以后的几年里顶住疾病的侵扰，还断断续续地撰写《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草稿，只要感觉到自己一有点好转就把精力用于《资本论》的研究上。
在晚年，马克思研究的科目之多和使用过的材料之浩瀚是同样惊人的。仅仅在俄国统计学方面，他所阅读的书籍，恩格斯就能给他开列出一大堆，其体积超过2立方米。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他研究了财政金融、农业史和农业学方面的所有重要现象，此外他还研读了地质、生理和数学方面的许多书籍。
直至1878年，马克思已是花甲之年了。他的学习劲头仍不减当年。从这年起至逝世前，他专心系统地钻研代数学，研究并摘录了拉克鲁瓦、麦克曾林、欧勒、波茨的论文，还在专门的笔记本上写了大量的札记。
他还仔细研究了古典数学家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继续探讨60年代就已开始的数学分析，阅读了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方面的许多大学教科书，研究了并摘录了索里、布沙尔拉、欣德、霍尔、赫明等人的著作。
80年代初，马克思在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写了《论导函数概念》、《论微分》等论文。这时恩格斯正在写作《自然辩证法》，为此马克思把《论微分》献给了恩格斯，他在存放手稿的袋封上写着：“给弗雷德”。
恩格斯看了马克思写的论文和札记，发现他数学方面也很“精通”，也有其“独到的发现”。
马克思除了撰写《资本论》二三卷的初稿外，70年代、80年代的著作、书信及谈话始终贯串为人民民主权力、为民主德国共和国而斗争的一条红线。伦敦“二老”身居异国念念不忘祖国，不忘家乡人民的最后解放，德国工人民主党领袖与晚年的马克思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早在1871年8月，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新生的儿子就起名“卡尔”以纪念马克思这位“伦敦老人”。对此，两名身处祖国内外的德国工人革命运动主要领导人也共同承担了对“卡尔”的辅导之责。当时的李卜克内西和伦敦“二老”谁都没想到这个男孩有一天会成为**事业的智勇双全的接班人！
燕妮病了，病了很久，年轻的丰润、漂亮瘦得只能依靠想象了，她的病一直没有得到确诊。1880年以来常卧床不起，怀疑是肝癌。
马克思去卡尔斯巴德的矿泉疗养地被反动政府切断了。1878年以后，身体也经常出毛病。完成《资本论》二三卷才真正成为这对老夫妻的医病“良药”。
马克思的头发已白过了胫窝的发梢，连在鬓发和下巴胡须上，孙子们也再找不出一根黑丝来，上唇的胡须也开始花白。马克思更加“黑”、“白”分明了，但从外表的刚毅、顽强，丝毫还看不出这位“雷公神”老人身上包裹着多种病痛。
那头上雪白的一朵云，又匆匆飘去了英国博物馆……
一天，天色昏暗，燕妮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琳蘅坐在她的床头，给自己宠爱的“外孙”织小袜子，她一针一线、一心一意无私地为这个圣洁的家庭编织着欢快，从不留意和后悔自己已苍苍白发。这时她编织的是同恩格斯和这一家大小一样的为燕妮的焦虑和不安。她替燕妮病情难过，更为燕妮一旦不测担心会给马克思这位国际首脑人带来绝望。
燕妮在沉思遐想，脸上的颧骨让她脱了美貌，然而病痛也掩饰不住她不时漾出的轻盈、温柔的微笑。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尼姆？”
“想的是早日恢复健康呗。”琳蘅回答她。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便又大声地咳嗽起来。
“不，琳蘅，咱们还有什么可以互相哄骗的呢。难道你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吗？你是个非常坚强的人，但还要更加坚强。当我不在了的时候，你应该去扶助可怜的摩尔。他在许多日常琐事方面，不是简直像个大孩子吗？这对他来说是一场可怕的考验哪。我非常担心他是否能经得住。你和恩格斯要帮他坚持下去。唉，不要这样大声的擤鼻涕啦。我们不谈后事了。你知道，琳蘅，我今天一直在回想摩尔以前赠给我的诗。他从来不是个好诗人，不过，他把多少真挚的情感倾注在诗句里啊！”
“他过去和现在爱你，将来也永远爱你。”琳蘅说。“我也是这样，我亲爱的燕妮，不过我倒很想见着一个竟连马克思夫人这样的妇女都不爱的人呢！”
“这就是瞎说了。好了，好了，别生气，卡尔还需要我，你和孩子们，还有其他一些人都需要我，我绝不想死。绝不。我要活下去，你相信我吧。”
这时，燕妮从枕下拿出手抄诗的小本子，琳蘅把床头柜上的灯挪近一些，她俩就又像年轻时又在威斯特华伦家读起19岁的青年马克思献给燕妮的几首十四行诗来——
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她时常取笑这写得不怎么样的诗歌初作。
“粗糙的作品。演说术式的、软弱无力的论说。”马克思谈到自己的诗时，总是这样说。
“然而，这里面燃烧着多么强烈的爱啊！”燕妮又在心中暗自反驳他的看法。
燕妮！笑吧！你定会觉得惊奇：
为何我的诗篇只有一个标题
全部都叫做《致燕妮》？
须知世界上唯独的你
才是我灵感的源泉，
希望之光，慰藉的神
这光辉照彻了我的心灵，
透过名字就看见你本人。
燕妮这名字——个个字母都神奇！
它的每个音响都使听觉着了迷，
它的音乐，借助金弦三角琴，
委婉的音响，随处向我唱吟
像玄妙的神话里的善神，
又宛如**月色荡波心。
……
燕妮靠在枕上，半闭起眼睛。她觉得那么虚弱，好像她的血管全都已暴露出来，生命如同血液一样从全身流出。爱人的十四行诗在记忆中涛声般地鸣响，她倾听着，微笑着……
1881年7、8月间，马克思左右不离地在妻子身旁照料，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写作。为了让她快活些，马克思陪着她到法国看着大女儿和几个外孙。回到伦敦时，燕妮已筋疲力尽了。
回伦敦不久，由于焦急和失眠，体力消耗过度，马克思也病了。
去了女儿家，回来又从德国传来好消息。燕妮特别愉快和高兴。读者要求印行《资本论》第三版。在英国的一个著名刊物上，前所未有地登载着一篇文章 ，颂扬马克思为卓越的科学家和社会主义思想家。10月底的一次令人兴奋的选举结果，再次证明，即使在反动政府非常法的压迫之下，德国工人运动仍然在不断地进行，工人们愈来愈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了。
这天早晨，马克思也突然觉得自己好多了，能自行走到燕妮的房间里去。
抱病的老夫妻为喜讯拥抱，相互吻着对方都已枯槁的手指……
爱琳娜在门外乐滋滋地悄悄看着暮年的双亲：“他们在一起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像是即将永别的人。”
1881年12月2日这是燕妮弥留的最后一天。天气寒冷，夜里急风暴雨。她直到最后一分钟，神志始终清醒。当她的言语已经十分困难时，为了让亲人们振作起来，最后尽力地握住每一位亲人的手，用英语向心爱的人说出最后一句话：
“卡尔，我支持不住了。”
凝视着丈夫的眼睛，突然惊异地睁大了，又同很早很早的青年时代一样，晶光闪亮，炯炯有神，最后一次辉映出这位非凡的女性那伟大与深邃的心灵。眼睛中闪烁着惟一能减轻死亡痛苦的无穷尽的爱……
燕妮去世了。马克思仿佛是停止了感觉和思维。
爱情的终曲发出了强烈的颤弦音……
燕妮的逝世对马克思的打击太大了。医生极力设法使马克思摆脱这种完全衰竭的状态，但已毫无功效了。恩格斯以绝望的声音说：“摩尔也死了！”
这句话初听起来多冷酷无情，爱琳娜只是到后来她才理解“将军”的洞察力何等敏锐，马克思内心的某种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同燕妮俱亡了。悲痛摧垮了巨人。
燕妮·马克思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非教徒义地。这正是她曾在汉普斯泰特荒阜的小山顶上同马克思常散步所看到的那座公墓。
恩格斯站在掘开的墓穴前发表告别讲话，由于心情激动而口吃得厉害，“朋友们”，他扫视了一眼到场的人们那哀痛欲绝、低头恸哭的身影，特别是那花白头发的琳蘅俯在灵柩上大哭不止，恩格斯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
只有几位朋友、亲人伴送燕妮到达长眠之地。恩格斯在悼词里为眼下崇高、顽强的女性树起一块纪念碑：
“这位具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烈的性格、忠于自己的战友的女性，在差不多40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下来。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的意见）感到若有所失。……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燕妮离世两月后，医生劝马克思外出疗养。1882年2月，马克思去法国的大女儿燕妮家度过了冬天。尽管女儿对他关怀备至，让他生活轻松愉快，但是深深的忧郁还总是常常让他茫然，他的全部思念都萦绕在他的终身伴侣身上。
几个月来，地中海阿尔及尔城的壮丽景色总算多少消解了他心中的忧郁，特别是阿尔及尔最好的医生斯特凡博士把他发炎的肋膜和左胸里的积水抽出来后，他的身体状况更有好转。
5月，马克思叫一位阿尔及尔的理发师给他把胡须和长发剪短，并且拍了一张照片分别从马赛寄给了他的孩子们和恩格斯。马克思取笑自己改变了的仪容并且高兴地着了色，仿佛要让自己的形象在他的夫人身边重现似的。
马克思又转到了瑞士的女婿龙格家里住了，山区的新鲜空气和硫矿的温泉对他的疗养更起了作用。
9月，他欣然回到伦敦，先同恩格斯一块住了几个星期。
马克思又回到了梅特兰公园路自己的家里，回到了同燕妮生活过的地方。时间，如同纯净的水一般，从金砂中淘洗着自我，过去夫妻间微不足道的口角、不满或是委屈早荡然无存了，马克思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他在自己的书斋里背着窗子站了好久。可怕的悲痛使他极其消瘦和苍老的脸抽搐起来。“燕妮，燕妮……”
抽泣声惊醒了琳蘅和爱琳娜，几经劝解，马克思才渐渐安定下来。
身体一有好转，他心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抓紧校阅《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清样后，完成第二卷的付印，而将《资本论》第二卷献给自己心爱的亡妻。
然而，入冬后身体又很难支撑起来了。加上大女儿燕妮生下第六个孩子的第三代“燕妮”（为纪念母亲起的名）后，不久也病重垂危，这给马克思的精神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转入新年，马克思的身体状况更为恶化，身体开始消瘦下去。
1883年1月10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了最后一段话：“奇怪的是，现在每当神经受刺激，我的咽喉就被卡住，就像红色沃尔弗（已故的斐迪南·沃尔弗）卡住自己的兄弟——粮食投机商一样”。
1月11日，马克思获悉女儿燕妮在巴黎逝世的消息，他的心里一时很难接受，几分钟像瘫痪地倒在安乐椅上。
琳蘅真像母亲关心“大孩子”似地护理病人，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马克思身边，内心还要尽到女友燕妮相托的一份心愿。恩格斯坚持每天都来看望马克思。
3月14日，伦敦的上空布满了初春的浓雾，棉絮一样的雾团极力穿过窗户透进室内来。
马克思坐在他的安乐椅上。
从来都不闲着的琳蘅坐在一个角落里为马克思编织一副能坐在办公桌上写作戴着御寒的手套。
电铃突然拉响，琳蘅赶忙下楼梯为来访的客人开门。来访的原来是恩格斯。
“尼姆，他怎么样？”恩格斯低声地问。
“他坐在安乐椅上，”琳蘅一边回答，一边急急忙忙地走上楼去，又转身来对恩格斯小声说：
“您请进，他快睡着了。”她请求地作了一个手势。
当恩格斯同琳蘅走进房间的时候，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已经安静地长眠了。
他在两分钟内停止了脉搏和呼吸，安静地无痛苦的永远地睡着了。只是在睁大着眼：看着桌前未定稿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草稿，盯着自己未竟的事业，等待自己亲密战友的到来……
恩格斯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卡尔·马克思，这位伦敦“二老”的剩存者用手沉重而轻轻地合上了战友的眼睛……
马克思安详地在安乐椅上睡着了。琳蘅和爱琳娜跪在马克思的胸前失声痛哭，他们都像小孩子偎依在大人的怀抱里……
恩格斯也在不停地顿足和抽泣……一当看到马克思案前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草稿……他又霍然振作起来，用手抚摩了一下自己那光润而平整的还没有一根银丝的栗色头发……
马克思的葬仪很简单。1883年3月17日，只有附近能赶来的几个朋友，只有孩子和琳蘅，遵照马克思先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安放与妻子同穴，生死与共。
恩格斯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马克思墓前致悼词：
3月14日下午2点3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不过2分钟，当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掩盖着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后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
**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和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沙尔龙格宣读了西班牙工人党的唁电。马克思的朋友和学生李卜克内西以德国人的名义向马克思告别。接着又宣读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挽词：
“……一位最伟大的智者永逝了，一位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者反抗最坚决的战士与世长辞了。”
春风拂弄着缠满了鲜花的红色绸带，新筑起的坟墓盖满了鲜花。上面写着伦敦工人、学生、报社、**教育协会等字样……；俄国彼得堡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的学生为此寄来一笔钱，恩格斯根据他们的请求也代他们在新坟一一献了花圈…………《资本论》的第二卷、第三卷初稿中断断续续留下颤悠悠的笔迹，这是马克思同折磨人的疾痛作顽强斗争留下的痕迹。恩格斯立即沉重地投入了整理朋友手稿遗产的工作。琳蘅也作为朋友和管家人搬到恩格斯家中，承担了一切家务，让恩格斯全力投身于工作。
这位剩存的老人感到不那么孤单了。全部身心投入马克思的遗稿时，似乎觉得他同马克思的联系并没有中断；紧张工作之余他还长时间凝视着那熊熊燃烧的壁炉——蹿动的火苗真像马克思那双灼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