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索着移步，直到眼睛渐渐习惯于黑暗，能够在这滚滚烟雾之中辨别出一些东西为止。所有的东西都很脏，都盖满灰尘，要想往哪儿坐下去是危险的：一张椅子，一共才三条腿，另外一张碰巧还完整无损，可是孩子们在上面玩着做饭菜，递给客人坐的正好是这张椅子，那上面孩子们做的饭菜还没有擦干净，谁要是坐下去，肯定会把裤子弄脏了。但马克思和他的妻子对这一切丝毫不感到难为情，他们会很殷勤地接待您，给您递上烟斗、烟草，随便从手底下抓一杯清凉饮料端给您。交谈很有意思、很愉快，这就补偿了简陋的陈设和不舒适的条件，您会习惯于跟这些人交往，开始感到这个圈子很有趣，很别致，这就是**人领袖马克思的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知道那普鲁士政府的大臣——燕妮的哥哥看到这份密探报告后是何感慨？是哭？是笑？……
也许“大臣老爷”对自己的妹妹的处境在笑在哭或非笑非哭的时候，燕妮的一家却已开始出现了转机。
1856年5月至7月，燕妮带孩子回特利尔守候在母亲的病床旁，母亲给了她一笔小小的财产，7月23日母亲去世，燕妮带孩子在巴黎停留后于9月10日回到伦敦。
这笔小遗产再加上恩格斯的资助，马克思一家终于从第恩街的那个
“洞穴”里挣脱出来。
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市场的霸主。
伦敦是世界金融、工业和贸易的首都。
伦敦同社会主义思想中心的巴黎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里在历史上虽有过伟大空想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影响下的全国工联总罢工和大规模的宪章运动，但是在1847年的经济危机过后开始新的经济繁荣时期，英国工人放弃了自发的社会主义斗争。不列颠的实证主义和求实主义占了上风。工联和企业家们选择了实行政治妥协，磨去了有尖锐棱角的政策。
这种气氛使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的意识受到压抑，然而对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来说，伦敦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国际经济首都使他有可能全面看到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扩大视野，而在这以前他的视野只限于欧洲。
伦敦作为资本主义的先驱和典型的中心，使马克思能够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机制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并用新的事实来丰富自己的学说。
英伦三岛的政治流亡生活对马克思来说是个人和家庭方面的悲剧。可作为他们主要著作《资本论》的思想和材料，这种生活又是他纵有万贯家财和天堂之乐也无可替代的。
伦敦是马克思一生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好像是由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为他预先准备好了，好像是历史事件将马克思的各个发展阶段作了很理想的安排，帮助他登上了一个新的阶梯，促使他把在大陆上受到的教育加以完善。
英国正像他的英国博物馆一样也成为欧洲甚至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博物馆”之一。因此，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离开大陆，这不单单是他不平静的生活中的一次例行的迁徙，它意味着马克思的命运随着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而发生了转折：以社会意味的高涨，1848年革命的爆发和失败为标志的整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
“前30年，人生的前半生——这个充满激情和乐观精神的青年时代……”马克思离开浮躁的“小家”时又在英国博物馆里尽情遨游着。他不时在回顾总结自己前30年走过的路：1842年至1849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这期间的观察社会、积累知识、获取经验，在社会意识急剧发展和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影响和鼓舞下制定了新的学说，创建了党，拟订了经过深思熟虑和详尽无遗的革命纲领，并且亲自参加了革命斗争。此外，也实现个人生活方面的理想：和燕妮结婚……同恩格斯的友谊、琳蘅的友谊……
马克思得出结论：婚姻中人生7年曲折的恋爱是最大的幸福，得到村姑琳蘅的那种敬和爱的神圣的默契、奉献是最大的幸福；寻求到人生最高尚的信仰，探索一条理想的发展道路，结识恩格斯这样的一些铭友，并将全部身心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和**事业之中……这更是人生最最莫大的幸福……
流亡伦敦之前的30年，在马克思心中留下了美好幸福的回忆，他将前30年生活中的风霜雨雪全略去不计，他认为：
在柏林这个全世界公认的哲学思想中心钻研了理论。
在科伦，用现实生活检验了自己的理论知识。
在巴黎这个社会主义思想中心，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其动力——阶级斗争。
在布鲁塞尔，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具体化。
在眼下伦敦这个世界经济中心——应是历史为自己着意选择的最理想的政治经济观测点。……
于是，他面对这里的任何困苦都不沮丧、颓废，似乎几个孩子饿死也是自然而然的，自己把外衣典当一个星期不能出家门也是自然而然的……
走进英国博物馆，他可以把什么烦恼都抛于九霄云外。规律是自然和必然的，在于发现而无法创造，就任自然之花结出丰硕的自然之果吧！
英国博物馆收藏着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艺术品，它的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早晨钟声刚响，马克思几乎每天都到图书馆去。他在图书馆里，有个威廉·波佩尔的德国青年义务当他的秘书和英文翻译，两人这么坐在里面，直到晚上看门人关门为止。
马克思在博物馆图书馆有固定的坐位，他的桌子上也同他家里的写字台一样有堆积如山的书，人伏下身去，两边的书把他上身深深地淹没住。桌面上未打开的书放得很整齐，翻开的书一本叠一本的，书里折叠着角，甚至书里临时用什么文具代作了书签……这桌面上的一切的一切，马克思离开后，任何人都不可碰他的。在家里，燕妮、琳蘅知道，连孩子们也知道。这里的图书管理员更知道。
图书管理员每天给他拿来一堆新书。经济学问题和物理学、法律学、数学、化学、文学，甚至外国语的文法书，马克思都进行认真的研究，他身边常常摆着卡片和草稿纸，以便认真作笔记，他从每本书中摘录内容提要，凡属他所特别感兴趣的书，他就细心地作札记。他在钻研中一旦冒出新的思想火花，便立即用文字记下来。
一天，图书管理员好奇地问他：“博士先生，你同时可以研究好50种科学吗？我们的教授通常只能攻读一种专业！”
马克思敏捷而风趣地回答说：“亲爱的朋友，所以也有很多教授戴着遮眼罩呀。如果人们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们就不要只在一块草原上去赏花啊！”
在伦敦，马克思完全掌握了英文和西班牙文，广泛研究了各种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帕麦斯顿勋爵》等好几本书。
去了图书馆不想家里的事，回到家里不想图书馆的事。这个非常时期，他要为维持家庭生活去奔波，还要同那些形形色色的反党的小资产阶级派别进行严酷的、不停的斗争。这种非普通人所能忍受的、长期的艰苦工作以及多年贫困所造成的极坏的健康状况，从未动摇过他的意志而迫使他停止工作。
一天，他看着写字台上的一大堆稿纸失态得像孩子般大声叫嚷：“我已准备好，我要动手了，动手呀——！动手——！”
燕妮、琳蘅和孩子们都呆呆看着他，哑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