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信鸽搏浪飞翔
年届花甲，一般是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之时，而对于为了真理、为了既定目标而奋进的人们，却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斯诺就是如此。为了他的第一故乡与第二故乡（一个是东方的古老而年轻的、暂时落后但奋力进取的中国，一个是西方年轻而先进发达的经济势力强大的美国），为了促进双方的沟通、相互了解及其关系正常化，他费尽了毕生的心血。这只单飞的信鸽不辞辛劳，飞越万里波涛，跨越千山万水，为中美人民传递信息，筑起友谊之桥。
1964年10月18日，斯诺再次访问新中国。这次，美国国内没有哪一家刊物敢于赞助他，他是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来到中国的。此前，斯诺得到《新直言》的支持在非洲采访。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正在做亚非欧14国国事访问。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斯诺与周恩来相遇，一谈就是5个小时。这引起了新闻界朋友们的嫉妒和感叹，“斯诺成了垄断中国问题的权威”。正是这次与周恩来的邂逅相遇，斯诺得到重访中国的机遇。在谈话中，斯诺表示了重返中国的愿望，周恩来则代表政府欢迎他，他想去随时可去。
各大报纸购买了斯诺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谈话中，斯诺了解到中苏边界纠纷及达成的协议，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重申了反对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搞“两个中国的政策”及其行为。在斯诺与周恩来见面后一星期内，中法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有5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正因为这样，斯诺作为法国《新直言》记者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他的护照上的国籍仍为美国，他尚需得到美国批准。在申请之时，斯诺又因尿路结石住院治疗，术后他立即赶到美国办理手续。尽管美国国务院一再拖延，最终还是批准了，但洛伊丝却未获准同行。与此同时他得到友人玛丽·希思科特写书的合约，德国的《明星》和意大利的《欧洲人》杂志社也给予斯诺预付文章的酬金。10月，斯诺取道经香港至上海，这是斯诺第二次访问新中国，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记者，并且在1961—1964年间也没有美国记者到过中国。而在此期间，他多次试探访华的可能性均未成功。路易·艾黎和龚澎都回答说要等若干年或10多年，巧遇周恩来和中法关系正常化是一个历史契机。假如再晚些时候可能真的要等这么久了。
斯诺为能在灾难过后再考察中国而庆幸。尽管这次旅行考察的范围主要在城市，但他感到中国经济恢复迅速，“而且颇为激动人心”。“如果我刚刚从我自己的祖国出来，面对此情此景，也许我会产生的是另一种印象”。他原打算为写红军长征史收集材料，以实现30年代的夙愿，面对此情此景，他只好把它搁置一边。他认为去报道当前的中国现实更有意义，而长征史只有留给历史学家们。
这次旅行访问收录的资料，不仅补充说明了他在困难中的1960年的观感，而且作了更进一步的证实。他要以此进一步去说服他的同胞——美国人，美国完全可以像法国那样体面地“越过尴尬困境”，中国人是不会依附或屈服于任何人的。事实上，中国与苏联关系僵持后，在没有苏联的援助下，中国不但没有衰败，反而自立自强，更加没有束缚，更为繁荣了；中国人“把自己从泥淖中解救出来”了。1960年的粮食短缺问题早已解决，**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大办农业，干部们能实事求是，广泛调查研究后制定正确政策。没有苏联专家，没有图纸，靠自己奋斗，自行设计建造了难以想象的奇迹般的工程。在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领域都有喜人的成就。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和国务院，首次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口号和远景设想。斯诺由此向世界又作了预言性报道：20年后，中国的青年们，在科学教育、文化和身体素质方面所达到的平均水平，将不会低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后来尽管有十年“文革”的贻误，他的这个预言基本上实现了，80年代正是中国青年人才成长和发挥才干的时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已迈开。
斯诺又一次与中国领导人见面并交谈，从中又得到许多启示。他对周恩来采访两次，共达4个小时。周恩来大斯诺7岁，虽年过六十，但少生华发，而且显得精力仍充沛。周恩来总理回答了斯诺的所有问题，也使斯诺从中得到了许多启示。从官方得到的那些统计数字，与他实地调查的结论基本相同。这些材料说明此时的中国，在粮食产量和工业生产与建设方面已达到较为令人满意的水平。但斯诺穷追不舍，为什么中国还在进口粮食？为什么现在不提赶超英国？周总理向他解释：进口一些粮，一是加工出口，一是用于工业生产，让地方和国家粮食储备增加。至于工业赶超英国，在“大跃进”中提出在几种主要产量上赶超，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现实。一是两国国情不同，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的英国没有，英国有的，中国还达不到，中国应从自身需要出发搞现代化建设。周恩来还告诉斯诺，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
斯诺感到中国领导人倾向于务实，面向实际了。周恩来告诉他，“赶超英国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了”，“在我们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得到一整套经验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不应当是我国的主要目标。我国的工业现代化，不能仅仅通过几项工业产品数量的增加来实现”。“重要的事情是去研究我们的工业和技术的整体水平”。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周总理既强调了原则又给斯诺以启示。中国的原则是：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中美在原则问题上开始，而不在枝节问题上浪费精力，否则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周总理提示，戴高乐将军从殖民地撤军“拯救了法国”，美国从世界各地撤军将改善美国的形象。如果美国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关系会得到改善，而且预言“美国将发现自己不能再沿着这条路（不承认中国大陆，只承认台湾当局或搞“一台一中”）继续走下去，于是便放弃这个政策”。
斯诺从周恩来总理这儿理解到中国政府和人们有昂扬进取的精神，正在脚踏实地开拓前进；不卑不亢，耐心等待别国的理解，求同存异，有务实的外交与内政政策；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屈服于任何强权，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挫折与失败。
在离开中国前的一个晚上，**主席接见了斯诺，龚澎夫妇也在座。长时间的谈话中，**主席讲到了死的问题，向他讲了中国人常常说的：73、84岁是生命中难以逾越的两个坎，越过去的人不太多，意即他已届72岁，很可能快要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了。更为重要的是，**谈到国内与国际两件大事，一是在国内，毛说到中国现在的年轻人长在红旗下，没有经历革命的洗礼，要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斯诺后来才知道，**向他暗示中国将发生一场“文化大革命”——一场群众性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但当时斯诺已注意到，在中国，对毛的个人崇拜在不断升级，而且在谈话中毛认为要有一点个人崇拜才能保证权威性。二是关于国际问题，即中美关系和越南问题。斯诺感到**和周恩来都很关注美国，他们不断地向斯诺询问美国方面的情况。斯诺以为毛、周等领导人正在寻找打开与美国关系的通道，以至他急切地问**主席是否有信带给美国总统，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并说时机还未成熟。但斯诺得到了中国的官方声明，中国将不会卷入越南战争，中国方面希望以政治手段解决越南问题，也希望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承诺的不将战争硝烟扩展到北部越南，更希望驻越南的美**队迅速能够撤离。
与1960年不同，**这次允许公开发表谈话，并告诉斯诺，他们的谈话有录音。斯诺惊喜不已，立即把它带向世界各地。除美国以外，世界各大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谈话的主要内容。美国方面的报刊则羞羞答答地作了观点摘录。《华盛顿邮报》以“两个老朋友之间的谈心”为题，加以改写，其他报纸则篡改一些内容，违背原文意图。德国《明星》报则抱怨消息晚于法国《新直言》。
斯诺似乎重现了30年代的情景，他的中国之行所作报道又风行于世，世界又开始关注中国了，斯诺也老当益壮。他准备集中精力写出报道，拟名为《原子弹爆炸后的中国》，并剪辑一部记录影片《人类的四分之一》。然而创作进展很不顺利，麦克米兰公司要求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问题的权威性的巨著，而斯诺只打算写一本小册子。记录片的制作虽得到克伦威尔·克拉克的大力资助，却在技术处理上很不理想，干扰电波的噪音较多。
1966年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1969年达到**顶峰。与此同时，美国在越南却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在美国，许多人认为中越之间有某种特殊联系，从而使中美关系更难以缓和对立局面。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中国方面的混乱的局面使人难以看清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美国方面遭到越南方面的强烈反抗而无法脱身，美国国内反战情绪也空前高涨，白宫政府在插手亚洲事务上再次难堪。
斯诺能做的事相当有限了，向美国方面提出批评、指责而又无可奈何。当他听说在“文革”中，他也被扣上外国间谍的帽子，他很生气，但他只是通过爱泼斯坦表明自己曾“是一个诚实的独立的新闻记者在探求真理”。而且“我不是那种随着风向标，见风使舵，轻易改变自己政治观点的那种作家”。
尽管有某种误解，斯诺仍去做自己认定的事：修订再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和《今日红色中国》；在欧洲各地和日本东京放映他的《人类的四分之一》；发表讲演，并被日本朝日出版社结集出版。他不断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的情况。“文革”中的中国与世隔绝，没有外国记者能访问她，斯诺却很想此时此刻能亲眼目睹动乱中的中国。他写信给艾黎：“正是这个时候，我应该呆在中国，因为了解它的过去的，一定会与现实联系来澄清目前广为流行的对中国的种种误传。”他也向周恩来提出过这样的想法，但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1967年斯诺再次来到香港，想在乘飞机去莫斯科途中在北京作短暂停留也未成功。
美国人民为越战而烦恼，而美国的好战分子和战争煽动者却使美国处于进退维谷之境。强权的美国希望从越战中获胜以此对中国施行高压添加砝码，可是美国的这着棋是愚蠢的。中国的“文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反修防修，是反对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一场思想运动。而美国最后不是“光荣”的撤退，而是可耻的失败。斯诺由于其亚洲经历，使他看得很清楚，他告诫美国，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也许这是美国对亚洲心理认识上的一个极为深刻的错误。它看不到任何一个外国如果攻击掠夺越南任何一块土地，那只会使一个越南人公认的领袖把整个越南及其全体人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爱国主义事业上，以反击人们看得非常清楚的惟一的外国侵略者”。可是好战分子根本听不进斯诺的话，只是在最后的事实面前，一部分美国人才承认斯诺是对的。在斯诺的日记中，他写道：“越南问题日甚一日地窒息着我”，
“人们都会为约翰逊总统以我们的名义在灾难深重的越南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斯诺夫人洛伊丝也给报社写信：“请继续刊登这种照片（美国士兵杀人、扔尸的照片）吧！只要这种狂轰滥炸、肆意杀戮仍在进行，也让我们继续受辱吧！”为规劝和谴责美国的越战行径，斯诺夫妇豁出去了。
2. 飞燕衔泥报新春
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要到来，物极必反，这是自然规律。人类社会运动的客观现象也如此，谁也阻挡不了。中美两国在互相敌视、互不让步中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相反两者都陷入了国内的动乱不定的混乱之中，在国际上两者各自陷入被动之中。中苏关系破裂后兵戎相见，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敌视的火花随时会引爆。美苏争霸，“北约”与“华约”分庭抗礼，相持不下。美国人此时想起了斯诺曾说过的话，“中国不会依附于莫斯科”，斯诺是对的。在美苏争霸中，中国却与苏联关系破裂，美国打“中国牌”可能有效。于是在1968年，美国时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人在越战中的幻想破灭，进而引起了美国人普遍的反思，他们开始真正怀疑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11月，他们选举了许诺结束越战、拓展外交、外贸、发展美国经济的理查德·尼克松为总统，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修订本重版了。此书的发行比当初首版时还火爆。斯诺从中发现美国的政策在起变化，“这明显的是由于那些开始探询扔了这么多炸弹究竟是为了谁的青年们，他们已开始进行政治上的考古研究了”。
这也许是美国人正在寻找“越出困境的道路的一张跳板”，斯诺对他的《红星》重版现象是如此估价的。书评者则写道，《红星》给我们上的一课是“战胜贫困、无知和不公正的计划，虽然也要花钱，但它却比用战争的办法便宜而优越”。这反映了美国思想界的变动，也影射出美国政府的心态。
冰河在美国这块坚冰上融化出一个洞，在中国这方则反应更为突出。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在外交方面提出了“要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广播“中美关系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斯诺敏锐地觉察到“现在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一两条缝了”，和解的种子开始植根于这两个国家的土地中并艰难地生长起来。斯诺惊喜了，他于1960年与1964年两次访华，向美国介绍中国，并传递信息，敦促美国主动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和解，虽在当时没被美国接受，但现在开始引起了它的注意。
识途的老马，谙季节的燕子要启程了，特许的信使，单线联系又要启动了。斯诺立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直接写信，提出访华申请。在信中，他仍坚持要保持独立记者身份，以免被认为是不客观不真实的、带感情的报道，强调“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打算利用我与您过去的友谊来写这封信给您”。
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斯诺受到一系列疾病的折磨：疟疾好了，尿路结石又犯了，随后又做了两次手术，切除体内肿瘤。病魔缠身的斯诺，极度虚弱，他已失去了昔日的健壮，体力明显下降，然而他的毅力非一般人能比。曾多次作为翻译，陪同斯诺访问考察中国的徐尔维说：“这老头子是一个硬骨头，他每次访问中国都是不容易的，他从不愿意作为中国的客人由中国政府支持路费。”一次，在访问中遇到一个湖区渔民，他对渔民的蓑衣很感兴趣，渔民表示可以送给他，可他坚持要付费。后来斯诺将它挂在日内瓦家中厅堂的墙上，视为珍贵的礼品。每次采访，他忘记了病痛，不知疲倦地访问、记录、整理材料。
病情好转后，斯诺又出门了。1970年6月，他准备去意大利参加一项电视制作节目，刚到达罗马，电话追踪而至。那是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来的电话，中国大使要见他。大使告诉他，中国政府同意斯诺和他的夫人一起去中国，并拟给其夫人提供路费（这点斯诺也谢绝了）。几个星期后，意大利一家刊物（《时代》周刊）愿意为斯诺夫妇提供旅费，只要他为它提供六篇左右有版权的文章即可。
经费问题解决了，美国方面对记者的限制取消了，记者访华旅行的护照可以不经审批自动生效。尼克松改变了其前任政府的法规，表现了对华政策的和缓，但一般美国居民去华旅行却还要通过规定程序申办护照。这样洛伊丝就只能依此办理了。1965年她申请过却未获准，这次她又提出申请。但她这次不等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就随斯诺前往中国了。因为中国方面早在1964年就同意给予入境签证。
7月31日，斯诺夫妇登上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往香港。到达香港后，斯诺由于身体虚弱住进医院。两周后，病情好转了，斯诺耐不住走出医院，乘车前往广州。在广州稍作停留，匆匆飞往北京。这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以来接待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又是老朋友艾黎和黄华等人到首都机场迎接他。
又是一个5年，这时的中国可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是经过了5年动乱后的中国。对于考察和报道“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斯诺好似雾里看花。他写道，这个事件开始时就很复杂，后来被一场热战的偏激宣传弄得更加复杂和混乱了，公众在热战中所听到的主要是胜利者的控诉。扑朔迷离的政治局面，使斯诺难以作出准确的报道。
斯诺夫妇回到他教过书的北京大学（原为燕京大学），在此呆了一个星期后，他们又到了清华大学。从这两所学校，他了解到关于“文革”和“红卫兵”现象的一些情况（这是“文革”中影响较大最早的学校）。他们参观了医院、机车厂、钢铁厂；再次到了陕北延安；去了东北，参观了更多的工矿企业，进一步了解了中医与针灸；南下广州参观了“广交会”；接着又到东部沿海地区和浙江产茶区，考察长江三角洲地带；访问了11个（农村）人民公社，再返回瑞士。
8月18日，刚到北京，斯诺就被邀请去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之间的乒乓球队的比赛。实际是周恩来总理要会见他。总理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斯诺反问总理，是否中美关系有了松动的可能，“倘若中国寻找和解，同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些，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些？”斯诺从总理那里知道中国北方有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军压境。周总理回答道：“我也一直在向自己问这个问题，”请斯诺来就是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当时在场看球的有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等外宾，周恩来召见斯诺在这种场合是有意的安排，做给外国观察家看。
会见中，周恩来看到斯诺身体较弱，加上北京此时气候正逢“秋老虎”时节，就建议斯诺到北戴河疗养一段时间，那儿是中国有名的海滨避暑胜地。斯诺婉言谢绝了，他要抓紧时间到处看看。他于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