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吴亮平也被指派作现场译员，这更使斯诺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斯诺爱刨根究底，连续发问，耳闻不够还要目睹为实。他研究**的政策、群众基础，以及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则、方针、策略。从机关到乡村，从领袖到一般平民百姓，他逢人便问，斯诺收集到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在苏区的采访不受任何约束，并得到尽可能的帮助，斯诺非常感激。他在《西行漫记》及其他地方多次提到：“在红区，没有人对我约法三章 ，这一点使我相当惊奇（开始我还有些怀疑）；没有人告诉我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没有人查看我的笔记。他们让我自由地拍摄我所选择的任何镜头。在收集资料方面和安排采访方面，我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合作。”就连**也是如此，“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者拍的照片，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只要求不要向敌人泄露有军事价值的情报。当然也有惟一的例外，那就是周恩来关于蒋介石的谈话记录，周后来托人转告斯诺暂不要发表。因为国共两党正谋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怕谈话内容引起蒋介石不高兴而造成不利于团结抗战。斯诺照办了。
“在红区，我发现我可以不费劲地与任何我想见的人交谈。人们一旦被告知可以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也都希望能有机会在经过许多年以后，第一次有机会对一个外国人说话”。**还给了斯诺一个特权，那就是在他不太忙时，斯诺随时可以去他的窑洞采访、提问、交谈。
一天，斯诺提出要给**照相，**欣然应允。在毛的窑洞前准备拍时，斯诺想起了一个红军领袖只穿了军装却没戴军帽，而且头发又很长，恐怕拍出来不很理想。于是斯诺坚持要**主席戴上帽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红星八角帽，斯诺就把发给自己的军帽取下来让毛戴，他把帽子扣在了毛的头上，虽有点小了，但勉强能行。“喀嚓”一声，一张历史性照片，一个历史性的镜头完整地拍下来了。这张照片后来传遍世界各地，直到今天，头戴红军帽、精神抖擞、目光深邃，略带侧影的**肖像，在中国老百姓中仍视为珍宝，爱不释手。而这顶军帽，斯诺戴着它走遍了苏区，有生之年一直珍藏着，并不时拿出来给儿女克里斯托弗和西安看，讲述它的故事。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将它回赠给中国，现陈列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在保安斯诺采访了各级红军将领和党的领导人。从他们身上，他认识了真正的**人是什么样子，尤其是苏维埃的掌权人物**，斯诺与他交谈了许多个夜晚。从7月中旬到保安到去西征前线之前和从红军西征前线返回保安后（9月中旬开始到离开苏区）这两段时间内，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他就各种问题广泛地采访**，细腻地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形有神的**领袖人物，记述了他的事业。
斯诺在每次采访前都事先拟好提问的清单交给**，让**依次回答，或随时追问。采访常常是到斯诺十分疲倦入睡时为止。第二天，斯诺又提出一系列新问题。这样穷追不舍，最后还迫使一贯不谈个人的**人都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尤其是**的最高领导人**也谈了个人身世，打破了**人不谈自己个人的惯例。斯诺的最大成功可能也在这里，他总有办法使被采访对象说出他想了解的东西。他对**说：“个人的经历更有说服力，对有关**人及**主席本人的谣言的回击更为有力。而且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在斯诺的反复说服下，**第一次向外界尤其是向一个外国记者讲述了个人的历史，斯诺听**讲了十几个晚上的家庭、个人及事业的历史。后来，斯诺又从旁人的采访中去印证一些事实，最后觉得**所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用了近60页（占全书的1/7）的篇幅记述了**的个人成长经历，向世人展示了**的领袖人物的形象。斯诺为**的前半生作了传记，他打算将来专门为**写传，虽然未能成专著，但在1972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中写了**的后半生。两者加起来，可算是为**写传的第一个外国人。**借斯诺的笔展示了自己的一生，包括成长、婚姻、家庭、生活、爱好、理想和追求、事业等。**信赖斯诺，并由此建立了永久的友谊。斯诺后来跑遍全世界，见过许多著名的领导人，但只有**既是伟人又是平等相待的朋友。
斯诺对**作了十分精辟的评述。“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切莫以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他只是革命者的一个主要代表而已”。
在这里，斯诺用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眼光评析了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他从事实上道出了是时势造就了伟大人物，而伟大人物是代表社会历史、人民大众的意志与要求的。真是难能可贵，尤其是对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来说。斯诺通过观察和独立思考，认识到国民党悬赏缉捕的**人的首级总计达200万元，他们为什么要革命，而不去投降于国民政府受用高官厚禄，却去冒着生命危险过着清苦的生活。**烟瘾很重，却在长征路上与其他几位同行的烟民“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植物的叶子，要找出烟叶的代替品来而不愿去过国民政府准备好的“新生活”。
斯诺把**与蒋介石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在现今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那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人，口中老是念叨着‘我们的伟大领袖’”。然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提蒋介石或总统、校长训示之类的名词，就是全体起立，毕恭毕敬，否则为大不敬。
在斯诺看来，“**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在这一点上，斯诺认为**有点与西方人相同。在他看来，东方人是缺少幽默感的。他还发现**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和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斯诺对**的观察很仔细，而且认识较准确。他从与**的谈话中认识到：**不仅对中国研究较透彻，而且对于当前世界政治也“惊人地熟悉”，他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对麦克唐纳极端蔑视，而相信罗斯福总统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他认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评价印度的革命时，认为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把美国的黑人政策与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对比，指出历史和心理背景上的不同。斯诺为之叹服。
**对哲学的认真研究程度，斯诺是有切身感受的。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了几本哲学新书给**，于是他要求斯诺改期再谈。**花了几个晚上的工夫潜心研读，其他的事情似乎什么也不管了。斯诺还发现**不仅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读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由此，斯诺认为：**成为一个革命者，是从年轻时的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称之为宗教信仰的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
斯诺既把**看作一个伟大人物，予以推崇备至，但同时又把**看作一个很普通的人物，使人感到和蔼可亲，他的生活与红军普通战士没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棉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一个红军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 ，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在参加红军学员或村民大会时，**会毫不惹人注目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军校校长**也如此。常常还有群众点名要求毛、林上台即兴表演节目。**还是一个感情相当深邃的人。当斯诺与他谈话时，有一两次谈到饥荒而死人的事件时，**的眼睛是湿润的。斯诺还了解到，在长征途中，当战士受伤从前线抬下来时，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战士穿上。一次遇到要饭的祖孙俩，**把身上的毛衣脱下、把干粮袋解下送给了老阿婆。
斯诺在访问中分析了**个人，也了解了**人为什么要革命。他了解了**领导革命走过的曲折历程，也了解了**的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当前的与长远的目标与任务。斯诺忠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并传播出去。**向他阐述了“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联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中国希望与各友好国家建立反侵略同盟，至少希望上述各国中立，不帮助日本。中国希望得到外国援助，但决不是没有外援就不能抗日。**还强调这种同盟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指出：中国抗日成功要有三个条件作保证，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和全世界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友邦，中国愿意在和平谈判的基础上签订互利的条约，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同他们合作。至于对日本则是坚决打击。
在**阐述中国**的主张和政策中，始终贯彻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预言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不可能速胜的。在战争初期，日本将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会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便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如果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国内将停止内战，并很快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预言日本在进攻中国后不久，就会进攻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向美国开战，而且确信苏联也将参加对日的大战。
**在谈话时并不隐瞒**自己的目标，抗日战争将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迈向社会主义。当中国获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统一后，与外国的正常贸易在互利的基础上前景更广阔。
斯诺发现**坚决要求抗日并为此做着各种准备，不仅仅是政治宣传，而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当斯诺应红军大学校长**的邀请，去参观军校并作“英美对华政策”报告时，斯诺被红军学员一连串的发问难住了。提问涉及到日本侵华后，英美会采取什么态度等，斯诺无法一一回答。他最后说道，**的“面条宴”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这些问题即使由当时著名的美国小说家H·G·威尔斯先生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穷才竭。在参观教室，了解所开课程后，斯诺感到红军确实在作抗日的准备，课目的开设主旨在于训练红军的各级将领如何对日军作战。“**及红军要抗战，不仅可以从他们的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从他们提出要同他们的十年宿敌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到的紧张宣传活动中看出”。
斯诺在观看“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时，他发现**中央书记洛甫、军校校长**、财政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等都毫无例外地与观众一起坐在草地上看演出。斯诺从头至尾看了近三个小时，还被点名唱了一支《荡秋千的人》的歌。斯诺余兴很浓，第二天去找剧社社长危拱之。因为他发现剧社的演出也是为准备抗日在作宣传动员。而且使他感到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纯艺术价值的东西，而是他们这里设备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用原始的道具演出了逼真的戏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许多为农民所怀疑的问题都被剧团以他们能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解答；让农民消除疑虑，了解红军的纲领与政策。**把艺术变成了政治宣传工具。斯诺认为“在**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更巧妙的宣传武器了”。“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整个中国**运动史看作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存在的权利”。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唤醒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
“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斯诺当时的感受是：“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付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斯诺运用所了解的中国历史进行比较分析，然后认为：只有了解中国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历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的这支红军。
斯诺通过对苏区的考察，结合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他发现过去的中国文人获得知识是为了仕途，而不是为了启蒙社会；如今的知识青年却是回到民间去，给这些知识贫乏、处于黑暗中的农民以启示，并争取他们。**之所以在农民中获得广泛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其所以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他们争取了农民。而**是“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理想社会。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来的孤儿”。斯诺认识了一个新世界，具有历史学家的眼光。难怪周恩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又称斯诺为历史学家了。
4. 在西征前线
苏区的后方机关所在地在保安，红军主力却在保安以西的200英里外的甘肃和宁夏，红军司令部设在宁夏同心县的预旺堡镇。斯诺在保安一带采访各机关，却还没有见到红军主力。斯诺原计划是继续西行，但当时国民党准备对苏区南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斯诺担心将走不出苏区。于是他想趁战火开始前迅速离开苏区，对已见到的东西作出报道。当时担任斯诺翻译的吴亮平则说服斯诺，不用担心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红军不会被打败，“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将是一个错误”。斯诺接受了吴亮平的真诚劝告。否则他的报道怎么会有后来那样成功地震撼全世界的力量呢？斯诺自己后来记述道：“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我在离开保安时就仍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相信正规红军的年轻、精神、训练、纪律、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仍旧不了解红军是中国惟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1936年7月底，斯诺头戴红星帽，身着军装，骑着一匹健壮的黑色小马，并从红军指挥员那里弄来一支自动步枪，从保安朝西进发。历时两个星期，行程千余华里，穿越红军与白军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在途中，他只遇到零星的小战斗。斯诺的足迹遍及陕甘宁边区的大部分地区，他参观了西线的学校，访问部队，考察了工厂、村庄；参加集会和篮球赛。他切身体验了苏区红军和民众的生活。他发现红军中大部分人来自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为家庭、为土地、为国家而战斗的勇士。他们并非是“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斯诺也承认，自己曾经有过一些这样的模糊观念，而现实使他改变了对红军的错误看法。
斯诺对红军官兵作了一个数字统计，他发现：红军士兵平均年龄19岁左右，60％—70％的士兵是在部队学了点文化的，没有固定的薪饷。红军的军官从班长到军长，平均年龄24岁。指挥官由黄埔军校毕业学生、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生以及前国民党军人三部分组成。他观察到，红军从最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穿都一样；他们没有高薪和贪污的官员和将军。他们的武器多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所谓苏俄来源纯属臆想。红军的优越性在于有严明的军事纪律、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顽强的致胜意志。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得住敌人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红军的军事训练的严谨，文化生活的丰富活跃，尤其是通过强化政治训练为明确的目标而奋斗。这些给斯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红军与我所看到的其他任何军事组织，是完全不同的”。
斯诺完全被所看到的情景所感染、所熏陶，由好奇、怀疑、探究到赞同。他在后来写的《红色中国杂记》中写道：“培根先生说：旅行，对青年来说是教育的一部分，对老年人来说是经历的一部分。一个人在他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之前去这个国家旅行，那么他是去学习，而不是旅行……那么我可以说，我1936年对**所作的访问，既是教育又是经历，既是学习又是旅行”。在苏区“每句话语我都感到新鲜和增长知识，哪怕是生硬的宣传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强烈的影响”。
8月16日，斯诺到达红军司令部——预旺堡。在那里，这个“红色调查员”受到热烈欢迎，并应邀在军民联欢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诸位英勇的同志们：对于你们热烈的欢迎，我万分激动和荣幸。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又要与二、四方面军会师，你们的前途是无限广阔的。
“今天，我替你们照了红军活动的照片，我将带到全世界去传播，使全世界同情你们的人——广大劳动大众，尤其是你们的同志受到鼓舞。
“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来，就是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历记录下来，告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我们高呼：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斯诺的演说也带上了中国风味，与当时的环境和气氛相呼应，恰到好处，具有极强的鼓动性。正因为如此，斯诺的演说词被当时的西征红军某部记录下来，并且用中文写在杨家堡的一堵白灰墙上。1963年5月，宁夏博物馆在征集革命文物时，发现了这堵墙上的记录依然依稀可辨，便把它拍了下来。现在墙已不复存在，而演说词却永久地保存下来，成为历史的见证。
在西征前线的两个月里，斯诺与广大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倾听了彭德怀、徐海东等人的传奇的经历，探讨苏区老百姓与军队的关系，了解红军战士参加革命的原因。苏区的一切呈现在斯诺眼前：军事、部队给养、政治、经济建设（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法律制度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使斯诺相信苏区军民是真正的革命者。苏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经比较，斯诺才真切感受到中国**人的真正魅力所在。因为他们热情地拥护科学，提倡男女之间的平等和友爱，坚持种族平等，对将来抱着积极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优秀的。他们所提倡和实行的改革，的确满足了人民对粮食、住所和某种民主、平等的要求”，斯诺如是写道。
通过对一般老百姓的访问，斯诺看到苏区老百姓过着虽不富裕却安详的生活。即使在部队进行战争，他们仍安然地在地里干活。遇到战事，被迫转移时，红军掩护他们安全转移。斯诺沿途借宿农民家中，受到的都是热情接待。他说：“我所见到的人民，是那时候我见到过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
斯诺兴致勃勃地听红军将士讲述长征的故事：突围、挺进，攻占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红军怎样神话般地跨越二万五千里征程。他为之叹服，“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为此，斯诺计划将来写一部红军长征专史，记载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个靠游击战术为主，打败强大对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是现代军事史上少有的典范，的确值得大书特书。只可惜当时环境不许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以及后来世界风云的变幻等，使斯诺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他的《西行漫记》后来轰动世界，如果写成长征专史其影响恐怕更加难以估量。他的记述为后人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从前线考察回到后方保安城，已是9月22日。斯诺现在既是采访者，又是被采访者。**向斯诺询问了许多有关美国政治、经济、地理、气候、人口的问题和情况，以及到前线采访的感受。斯诺以心满意足的愉快心情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宾主之间的关系早已变成了朋友关系，**邀请斯诺尝了他爱吃的辣椒馒头和毛夫人自己制作的酸枣蜜饯。**还谈了爱吃辣椒的人与革命者关系的理论，红军中还流行有趣的《红辣椒》歌曲。当然这是根据地和长征途中特殊艰苦环境下的产物，其实吃辣椒与革命之间并无直接关连。斯诺可辣得受不了，但像第一个吃西红柿的人一样，实践了吃辣椒与“革命”的感受。
斯诺一边继续采访，一边整理记录，理清思路，如何向世界报道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呢？作一般的新闻报道，那可以一一列举事实，开个清单就行了，但无法解释这一切。斯诺记述道“我在保安时常常暗自思量，怎么才能将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怎样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束描写出来？”这里，不仅要求斯诺作一般的新闻报道，而且还要求作历史的、社会的全面分析、推断，对中国**运动的过去进行估价，对其前景和未来进行预测；要从苏区现实中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答案；要透过大量事实的表象，寻找合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这就要求斯诺还要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慧智眼光。
36年后，与斯诺同去陕北的马海德回忆道：“具有历史感的埃德加一夜一夜地在烛光下提出无数的问题，辛勤地记录了**对中国人民的目的和愿望的精彩描述……通过同埃德加在陕甘宁**地区的广泛旅行，我开始懂得了中国，懂得了**。埃德加反复思考了这些新的、发人深省的思想，有时同我进行讨论到深夜。然后又回到**那里，提出更多的问题，或者问周恩来等其他同志。他向大家提问，从前方的将领到被热情地称作‘小鬼’的司号员和警卫员，从地里的农民到游击区的小型工厂里的工人。在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中贯穿着一条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坚定的献身精神，为什么这些献身的人还胸怀世界？”
为了尽快报道苏区的见闻，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交通线即将对苏区发动进攻前，斯诺决定立即离开苏区。此时，红二、四方面军已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了，斯诺不想延误归程，没来得及采访新到的勇士们，12日就启程离开保安。这些珍贵资料由他的夫人翌年收集到，特别是朱德的事迹和西安事变的具体经过，斯诺以此更正一些史料和补充了一些新材料于《西行漫记》中。
斯诺要离开红军回到北京去，红军将士们依依不舍向斯诺道别。一位红军战士送给斯诺三枚纪念铜币，这是从江西一直保存在其身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钱币。斯诺接过铜币并珍藏起来。后来斯诺把它做成了手链，随身佩戴。徐海东将军送给他一个黑玉鼻烟壶，并告之：传说是一位蒙古王公用过的，带着它可以保平安，这是红十五军的一片心意。**主席则挥毫抄就《七律·长征》一诗相赠。
“别了，红色中国”，斯诺带着苏区人民的重托，走出保安城。苏区将士和人民祝福他“一路平安，斯诺同志！”赤都人民欢送斯诺。
此情此景，斯诺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当他最后走过保安城大街时，“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恋恋不舍，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开家”。蔡树藩将军在老远叫道：“别忘了我的假臂”，陆定一提醒道：“别忘了我的照片！”杨尚昆则笑道：“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博古则为斯诺曾想改善大家的生活，试做蛋糕时从他那儿征用了舍不得吃的四两可可，却未能做成蛋糕而觉可惜，为空喜一场而索债，“你把四两可可送回来”。与“赤匪”已打成一片了，分手已觉难，说再见，何时再相逢？互道珍重，后会有期。马海德和黄华留在苏区，道别了老朋友，斯诺在红军战士的护送下带上珍贵的友谊，怀着苏区人民的希望和重托，踏上了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