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了，卓别林的生活重归正常。他放弃了摄制《梦里人生》的计划，重新编写《凡尔杜先生》的剧本，同时，与他在受审时那些安慰他的朋友们恢复了社交活动。
他常应邀到友人家中或在自己家里，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德国多产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奥地利作曲家舍恩伯格、英国作家赫胥黎夫妇（《天演论》作者托马斯·赫胥黎之孙）、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和音乐家艾斯勒、美国作家德莱塞、电影剧作家约翰·劳逊等聚会。德莱塞去世后，卓别林参加葬礼抬灵柩，怀着对朋友的真诚朗诵故人的诗作。
他总算拿下了《凡尔杜先生》的剧本，布莱希特翻阅了《凡尔杜先生》之后，对卓别林如此评价这部作品：“哦，您写了一部有中国风味的电影剧本。”
打官司并没有打掉他的事业心与意志力，剧本一共写了3个年头，2年时间。但1947年拍摄时，只用了12周，打破了他的拍片记录，因为他想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剧本是正剧样式，背景在法国。写的是一个银行小职员凡尔杜先生，认真地干了25年工作后，在经济萧条期间失了业。他妻子是个残废人，跟孩子住在乡下。凡尔杜要养家口，又不想让家人知道他失业，就异想天开去干谋财害命的勾当。
他的办法是，装成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人，去和一些徐娘半老的富孀或有钱的老处女相识结婚。他用虚伪的爱情同时与几人周旋，然后，伺机骗取金钱并下毒害死她们，裹走财物。他的妻子并不知道她的丈夫成了一个罪恶的杀人犯，而凡尔杜每谋害掉一个不幸的女人，就像一般的男人辛勤工作了一天那样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一个警探抓住他时，他设法使警探自己喝下有毒的酒，然后打开手铐逃掉。一时间，“蓝胡子魔鬼”的恐怖故事传遍法国……
他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矛盾的，他的性格既有邪恶残忍的一面，也还有善良、同情的一面。如他在别墅花园修剪玫瑰花，干完回屋时，看见一条青虫在小径上爬着。他不忍踩死虫子，便把它放在邻居家的栅板上，然后拿着一朵玫瑰花不住地闻着。就在此时，被他害死的女人尸体正在花园深处的焚化炉中焚烧……他欲对一个姑娘试验一种毒药时，知道对方本是一个不幸的人后，他就良心发现放过一马。使这姑娘把他当作了慈善家。当他失去了一切后，已变成有钱人的姑娘与他重逢。她要感激他，邀他在饭店见面，这导致他的被捕……
凡尔杜终因杀人太多难逃一死。在审判、行刑之前，他为自己辩护说了一番话。他抨击了用武器、战争屠杀人民，造成社会畸形的军火商和战争贩子。他说他的罪行和那些人相比，就显得很渺小了，他只是遵循了社会上靠杀人赚钱的不成文之法而已……
他写完这个剧本后，寄给电影联合会的审查机构——道德联合会布林办事处，收到的回复是禁映。理由是“有几段故事里，凡尔杜控诉了‘制度’，并且抨击了目前的社会结构”、“凡尔杜在好几篇讲话中都大肆吹嘘了他那些罪行的道德价值”、“故事有一些地方表现了**的恶劣的趣味”、“剧本中涉及救世军的地方，我们认为可能开罪属于这一团体的人士”等等。回信说，布林办事处想与卓别林讨论一下，希望电影故事既可以符合电影法规的要求，又不致严重地损失了娱乐价值。
于是，卓别林去到布林办事处，指出剧本中没有“**”的描写与镜头。对办事处一个年轻人说“你抨击社会和整个政府”的指责，他作了反驳，“要知道，政府和社会毕竟都不是无懈可击的，也不是不容许人批评的，对吗？”布林先生则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别再把那个姑娘写成一个妓女了吧，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剧本里都有一个妓女。”老实说对这点雷同，卓别林倒感到发窘。他答应绝不突出这个情节，又对剧本作了几处小修改，终于通过这一关。
《凡尔杜先生》拍完后，先为道德联合会的成员试片，他们代表了审查团和各宗教团体。放映完后，大部分人怒形于色，只是在布林先生快刀斩乱麻的坚持下才又通过这一关。
他将《凡尔杜先生》制作好，在好莱坞为托马斯·曼、福伊希特万格等朋友放映。他们看完后，站起来鼓掌足有10多分钟。这样，他信心十足地赴纽约主持新片的初映。
在那里，他受到各国记者的欢迎。但受到为数不少的记者和天主教退伍军团的刁难、反对，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逼问卓别林为什么不入美国籍？卓别林说：“我认为无需改变我的国籍，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公民。”“可是，你是在美国赚钱。”卓别林笑道：“如果您要算帐，可得把问题谈清楚。我做的买卖是国际性的，我的收入75％来自海外，美国从这些收入中大大地抽了一笔税。可见，我还是一个花了大钱、应当受欢迎的旅客哩。”
退伍军团的人又说：他们这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登陆反攻德军的人，对卓别林不做美国公民感到愤慨。卓别林正色言道：“我的两个儿子也在那儿，在巴顿的第三军，在最前线。可他们并没像您这样发牢骚，或者夸耀这事。”
有个记者记起，大战期间卓别林曾致电美术大师毕加索，要求发起抗议美国纳粹分子驱逐反法西斯作曲家艾斯勒的运动。这个记者心怀叵测地问卓别林，是否知道艾斯勒是**，说他喜欢**员。
记者招待会成了政治围攻，在场的作家吉姆·艾吉挺身而出，指责他们：
“一位艺术家，他给世界上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使我们对小人物有了这么深的了解。可是所谓的美国报界代表，却这样嘲笑他，还故意要大家仇视和欺辱他。这样，他会作何感想呢？”
好友玛丽·壁克馥、专栏作家威尔逊、作家兼演员唐纳德等人，与卓别林、乌娜一起出席了初映式。电影散场后，夫妇俩招待150位客人夜宵。卓别林看出来，席上有几股对立派，气氛显得紧张：一些人表示厌恶这部片子，只有少数人表示喜欢它，这在他以前的新片初映式上从未有过。唐纳德忿忿不平地对卓别林说：“查理，他们这些杂种，是要利用你的影片搞政治呀。其实，这部电影是你的成功之作，它是观众们喜爱的。”
唐纳德的评价是客观的，《凡尔杜先生》在战后为银幕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不失为一部精品和卓别林的代表作之一。
《凡尔杜先生》在纽约上映后，连续6周卖座较好。但后来影院售票处的生意逐渐清淡，与以前相比简直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这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他觉得在他所拍的影片中，《凡尔杜先生》是很能显示机智与才华的一部。他向联美公司的职员询问个中原由，他们告诉他：“你拍的电影在头几个星期卖座好，是因为去看的都是你的老影迷。往后再去看的就是一般观众了，老实说，报刊上已经连续攻击你好多年了，一般的观众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到后来卖座就差了。”
然后，他们拿出了几份报纸：“瞧，全国各地，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报道。”其中一张报纸上的照片，画面是新泽西州一家影院放映《凡尔杜先生》的情景，该州天主教退伍军团在影院外布置了纠察线。纠察队员们举着几块标语牌，这样写道“卓别林是同路人（意即赤色分子）”、“不能让卓别林长期喧宾夺主”、“外国佬滚蛋”。
卓别林定睛一看，照片上的影院外边并无一人买票，而退伍军团在布置纠察线。他的幽默感又出来了，笑道：“这明明是在清早五点钟拍的嘛。”事实上，在那些没有受到干扰的地方，影片的票房情况都很不错。但是后来，退伍军团把恫吓信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