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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我需要社会政治生活”

    萨哈林岛考察和随后的欧洲观光旅行,他的世界观,他的创作思想、创作目标起了急剧的陡然的变化,过去不问政治的倾向已有了明显的转变。

    由于这些新的变化,契诃夫与苏沃林之间在哲学和文学观点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和争论,导致了他与《新时代》长达近10年之久的合作共事关系的破裂。1892年之后,他再没有向《新时代》寄送作品了。

    这段时间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相继完成了报告文学《萨哈林岛》、短篇小说《第六病室》、《农民》和话剧《海鸥》。他已经享有世界名作家的声誉了。

    1. 厌倦了博吉莫沃

    1891年5月2日契诃夫随苏沃林一家在国外度过了一个半月旅游生活之后,回到了莫斯科。

    在他外出旅游期间,弟弟米舍尔在离莫斯科不远的阿列克辛选定了一座环境优美、交通也方便的别墅并租了下来。从别墅可以远眺奥卡河和铁路大桥。但是别墅只有四个房间,契诃夫觉得太狭小了,给人一种烦闷和感伤的印象。

    他决定换个地方,便到离那儿几俄里远的博吉莫沃租了一座占地面积很大,既别致又威严的楼房。房主把整个楼房的二楼都让给了契诃夫一家。房间很宽敞,大厅里还饰有浮雕立柱,并设有乐师演奏台。在显得既浪漫又荒芜的庭院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菩提树林荫道,一个鱼塘和一架风车,还有可供父母做弥撒的小教堂。这样的地方无论工作还是休息都是一个颇为理想的场所。于是契诃夫带着全家住了进去。

    这个时期契诃夫的家庭有了一些变化,弟弟伊万作为小学校长在教育界混得不错。米舍尔当了公务员戴六品文官官衔,他们自食其力了。只是亚历山大又添了一个小孩,一直叫穷,需要接济;父亲已失业在家需要补贴。因此,家里的用度并不宽松。加之,契诃夫周游欧洲,花销很大,欠了苏沃林不少钱。所以卢布问题仍然是困扰着他的一个大问题。这样,他不得不寄希望于搁置了较长时间的笔杆子,并制订了写作计划,分配了时间,每周3天撰写关于萨哈林岛的文章,3天继续写长篇小说《决斗》,星期天作为机动,编一些小故事或短篇小说。

    他每天黎明四五点钟起床,喝完自己煮的咖啡就开始写作。上午11点钟出去采蘑菇或钓鱼。中午1点吃午饭,饭后睡上一小会儿的午觉。然后又开始工作,直至夜幕降临。晚上便轻松地与家人和客人一起共进晚餐。餐后,大家聚集在极为宽敞的大厅里按照俄罗斯方式,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聊天。

    像通常一样,契诃夫家里总是门庭若市。大家在一起除聊天外,还经常唱歌,弹琴,朗诵诗歌。为了过得更热闹一些,他们还用契诃夫制作的一台器械玩转盘赌博游戏,并由契诃夫坐庄。有时他们还演戏,演活报剧。他养的那只獴,非常讨人喜欢,更使孩子们入迷。但这东西特淘气,经常到处乱窜,咬坏屋里的家什,造成严重损失。契诃夫怀着一种负罪感,把它送给莫斯科动物园,让它与早先送去的两个同伴团聚。

    随着秋天的来临,大雁南飞,西风萧瑟,契诃夫又产生了感伤情绪:他的肺结核病不见好转,心悸加剧;跟莉卡的恋爱剪不断理还乱;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那种高谈阔论使他失望,而且越来越对自己不满,对自己的作品不满,以致对博吉莫沃的生活感到厌倦了。他时不时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去,想找个地方消遣消遣。他对苏沃林说:“我老是觉得我的裤子裁得不合体,写的东西不对头,给病人开的药方不对症,这可能是一种精神病吧。”

    2. 生活在普通人中

    他无法在博吉莫沃呆下去了。他感到,作为一名作家,他过的并不是作家的生活,也不具备写作所需要的适当环境。他对苏沃林说:

    “如果我是医生,就必须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作家,就必须生活在人们中间,而不是在马拉亚—德米特罗夫卡大街与一只獴生活在一起。我需要过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罢,而现在这种闭门不出,与大自然隔绝,离群索居,体弱多病,不思饮食的生活简直不是生活。”

    那时医生对他肺顶端的症状作了确诊,建议他改变生活方式。他很想改变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以便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避开城里无益的喧闹,各种干扰,以全力从事工作和读书,“穿件睡袍、晒晒太阳、多吃东西、治疗肺病,延长生命。”怎么实现这个目的呢?他苦思良久,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乡下买一座舒适的房子。他把这一想法向家里人和朋友商讨以后,大家都表示赞同,便这样定了下来。

    于是全家人分头寻找,最终在离莫斯科80俄里的地方找到了被过去的领主空着的一座庄园。这座庄园位于一个叫做梅里霍沃的小村庄附近,占地213俄顷,其中大约一半的地段覆掩着稀稀拉拉的树木,还有一个大牧场,一个果园,一条“小到不能再小的小河”,以及两个水塘。在通向房屋的路边的高大树干上有个椋鸟巢,上面题词:斯克沃尔左娃兄弟。住宅还比较新,附属建筑物看来也还好。契诃夫选作工作间的那间屋子光线很明亮,有三扇窗户对着草场。

    这个庄园契诃夫觉得很满意,便决定把它买下来。然而,售价很高,要1.5万卢布,这把契诃夫吓了一大跳。一个摇笔杆子为生的人,哪去弄那么多钱呢?他把这一情况告诉苏沃林,苏沃林主动帮他解决了难题,从《新时报》的金库给他预支了4000卢布,其余部分他将以抵押贷款的方式支付,分五年还清。

    当一切经济手续办好了之后,3月4日契诃夫开始搬家。虽然时令已届春天,梅里霍沃牧场和田野上仍覆盖着白雪,天低云暗,寒风刺骨。但这并未影响契诃夫的兴奋情绪,他带着全家人,发扬艰苦勤劳的家风,自己动手整理庄园。同时请来木工、油漆工、泥瓦工,修理屋顶、门窗、地板,粉刷房间,加高库棚和篱笆。还打了一眼井,修了一间现代化厕所。全家人都参加了庄园修整:玛丽管莱园,米舍尔带人在地里干活,父亲在小路边除草,安东拾掇果园和花园,母亲在厨房忙碌。他买来樱桃、苹果树苗补种在果园里,在花园栽上冷松、丁香和玫瑰。

    经过清理、整修、扩建之后,到处显得焕然一新了。后来契诃夫又买来一些鸡、鸭、鹅饲养,甚至买了一条牛犊。他感到非常满足,在信中对苏沃林说:“我太高兴了,因为我再也无需在莫斯科住公寓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感到这么方便。”“坐在有三扇大窗户的工作间里,我感到心旷神怡。”

    他,一个农奴的孙子,小商人的儿子,在年方32岁的时候,居然像托尔斯泰那样,有了自己的一块土地,有了自己的庄园,而且不是父母留给他的,是靠自己的辛勤写作换来的,怎能不由衷地产生出一种自豪和幸福的感慨呢!

    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环境优美,设备完善的地方,不仅对契诃夫的生活、写作、疾病的疗养和健康的恢复大有益处,而且使他实现了自己的“如果我是医生,就必须有病人;如果我是作家,就必须生活在人们中间”的夙愿。

    他和大自然更贴近了,和俄罗斯的普通人更贴近了。

    在这僻远的乡村里,来请求他治病的人比城里更多,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农民、工人和拖儿带女的农妇从方圆25俄里的地方赶来找他治病。他在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就带了一车药物和医疗器材,完全可以开一个诊所,他每天上午接待病人,有条不紊,每一个病人填一张病历卡,他亲切和蔼地为他们诊断,并给他们提供药品,给他付钱的人很少,几乎是免费治疗。每天,天还没亮,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病人就在他的院子里排起长队等待了。当家人们还在梦乡里的时候,这个院子就已经完全像一座诊所了。玛丽则尽力帮助哥哥,当护士,扎绷带,发药,打针。

    这一时期契诃夫很少去莫斯科和彼得堡了,整个生活都在乡村里度过,除了给农民、工人治病外,还经常到附近村子里、工厂里闲逛,找人交谈,询东问西,嘘寒问暖。农民们很喜欢他,当他在村子里行走时,就有一些女人有礼貌地、温存地走上前去表示欢迎。农民们有什么疾苦、烦恼都爱找他倾诉,他跟那些庄稼人一起忍受着痛苦。契诃夫后来写的《农民》《新别墅》《在峡谷里》等短篇小说,正是从梅里霍沃黑暗、混乱、毫无出路的农村生活中获得素材和灵感的。另有一篇写工厂生活的题为《出诊》的小说,也写的是这地方的事。

    3. 为人的尊严抗争

    在90年代初,在梅里霍沃那段时间,契诃夫开始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表示关注,对沙皇政府的黑暗、**和暴虐,对普通人的被侮辱、被损害、被摧残怀着极大的不满和愤慨。他开始用自己的笔杆子,用自己的作品进行控诉和抗争,为维护人的权利、尊严而呼喊。

    契诃夫从萨哈林岛返回途中,在印度洋的轮船上亲眼目睹两名因重病和海上颠簸而死亡的乘客的尸体用帆布包裹着沉入几俄里深的海底的悲惨情景。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利用在轮船上获得的素材写了一篇题名《古谢夫》的小说,这是萨哈林旅行的第一个成果。

    这篇小说描写了沙皇政府对人的卑鄙的愚弄和侮辱。轮船上载着服役期满退伍的士兵从远东回故乡去,在健康的士兵中夹杂着几位重病号。小说取名《古谢夫》是借用了一个生病士兵的名字,他在航行中由于晚期肺结核即将死去。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叫巴维尔·伊凡内奇。这是一位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他也在远东服役,一直跟长官的关系很僵。他也得了肺结核病,失去了生的希望。但他一点不考虑自己的病,他想的是其他被欺骗被愚弄的病人,想的是古谢夫——他的吊床的邻居。巴维尔·伊凡内奇对古谢夫说了这样的话:

    “……我一直觉得奇怪,你们这帮家伙明明害了重病,人家却把你们往船上一扔,让闷热的空气,海浪的颠簸把你们折磨死……你们在军营里简直成了累赘,你们一死不要紧,他们的统计表就不体面了……所以他们要丢开你们,这并不难。需要的只是:第一昧掉良心,不顾人道;第二瞒过船上人的耳目……在400个健康的水兵中夹五个病人是不惹眼的。他们把你们送上船,把你们夹在健康人当中匆匆忙忙地点一点数,趁着忙乱,一点马脚也露不出来。轮船一开,这才发现:原来有几个快要咽气的瘫子和痨病鬼躺在甲板上……”

    巴维尔接着说:“这真可恶,他们明明知道你们经不起长途旅行,却硬叫你们上船。就算你们勉强活到了印度洋吧,以后又怎样呢?想起来真叫可怕……你们忠心耿耿当了几年差,人家却这样报答你们……”

    “你们是没人照应的人,是可怜虫……我可不同,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像是在陆地上空飞翔的老鹰,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事我都明白。我经常抗议,看见不负责任的官僚作风,我就抗议;看见假仁假义,我就抗议;看见得意洋洋的猪猡,我就抗议……任什么东西也压不倒我,……就是把我的舌头割掉,我也会用手势来抗议……”

    这个巴维尔没过多久就在激动的情绪中撒手人寰了。大约过了三天古谢夫也随之而去。水手们用帆布把古谢夫包好,用针线缝起来,为了使他沉一点,还塞进去两个铁架。然后把他抬到甲板上,借助一块木板慢慢滑下去,接着头朝下,栽到海水中去了。帆布包在海水中往下沉着,一条鲨鱼游过来,懒洋洋地张开嘴,露出两排牙齿。

    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展现了像吃掉古谢夫的鲨鱼那样吞没成千上万人的残酷的现实生活的可怕情景。他以自己震撼人心的强烈抗议的小说为武器,揭露谴责了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