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泰戈尔在加尔各答作了三次有关教育问题的讲演之后，就着手把自己早年的剧本《齐德拉》改编为歌剧，并亲自指导排练。
此剧在加尔各答的上演赢得了赞誉。诗人接着带领剧团访问北印度，作巡回演出。当剧团抵达首都德里时，市政府提出为泰戈尔举行市民欢迎大会，可是英帝国的行政长官竟然驳回了该项建议。恰巧此时也在德里的圣雄甘地，目睹年老体弱的诗人为给自己的大学筹款如此艰辛地巡回演出，感到万分不安，于是他捐款6万卢比给桑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对此泰戈尔非常感激。
从德里归来之后，泰戈尔担任了加尔各答群众大会主席，在10月2日，为庆祝圣雄甘地的诞生日，他组织桑地尼克坦神庙的特别祈祷。这之后，他埋头将以前的一首诗作《报答》改编为歌舞剧《夏玛》，并在当月下旬亲自参加了该剧在加尔各答的演出。
这一年泰戈尔出版了两部散文诗集——《叶状器皿》和《沙摩里》。
前者的题名意即以树叶作为杯盘，后者则指对大地的赞颂。值得一提的是前者之中的《非洲》一诗，在这首诗中，诗人愤怒谴责了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
1937年9月10日傍晚，年已75岁的诗人在椅子上休息时，突然不省人事，昏迷了两昼夜才渐渐苏醒。后来，他把这种知觉的中断和恢复的感受，写成一首诗，后把它收入第二年出版的诗集《边沿集》中。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曾经历过一次大战的诗人，看到人类的悲剧再次上演，感到异常的悲痛。这一年圣诞节，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对战争狂人的愤恨和谴责。
1940年2月，圣雄甘地夫妇来到桑地尼克坦拜访诗人，泰戈尔在和平之乡宜人的芒果林里热烈地欢迎他们。诗人在致辞时向甘地表达了崇高的敬意：“我把您作为我们自己的人，属于全人类的人来欢迎您。”
这是甘地与泰戈尔的最后一次会晤，双方都感到十分愉快。
这年夏天，泰戈尔到喜马拉雅山麓的小镇孟古普避暑，并在这里度过了他79岁的生日。那一天，僻静的小山村沸腾了，尼泊尔老和尚一大早就前来为他焚香、祈祷，傍晚，主人请附近的居民一同参加祝寿的宴会，纯朴的村民采摘了无数鲜花献给诗人。望着这些代表着人民真诚祝福的鲜花，泰戈尔的心被深深地感动了。
9月26日，泰戈尔突然发病，情形与3年前完全一样，也是突然间失去了知觉和意识。他被送回到加尔各答的祖居之地，在那里接受治疗。
甘地得知泰戈尔病倒的消息，立即派自己的秘书前去慰问。在医务人员和家属的精心治疗和细心护理之下，泰戈尔终于能坐起来，也能听能说了，只是还不能提笔写字。
当时，由于英国政府想迫使印度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不愿意答应印度国大党成立“国民政府”的要求，于是，圣雄甘地于1940年10月再度发起不合作运动，并倡议国大党成员在公开场合发表反战演说，这便引起英国政府的镇压，几千名国大党党员遭到逮捕。而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人民也处在法西斯的铁蹄之下。这些都使病榻上的诗人深为不安和痛苦，他虽不能提笔写作，但作为诗人，他心中的感受却不吐不快，于是他便请人记录下他口述的诗歌，表达了他对印度解放运动和被战争奴役的人们的同情。
泰戈尔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剧痛折磨着诗人，但他却以顽强的精神与病魔作不息的抗争。他的身体日渐衰弱，每天下午体温都要升高，夜里不能安眠，食量也渐减少。当他听说他的食量与两个月的婴儿相同以后，每逢吃婴儿的乳粥时，他总要问：“今天我是两个月的婴儿吗？”
在加尔各答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后，泰戈尔的病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于是他又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和平之乡，在宁静而又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中，在勤劳纯朴的人们身边度过美好的时日。
不能再如以往那样自由走动的诗人，在病榻上依然不断地与文艺女神对话。他不停地追忆往昔，他努力地体验现在，他用他那支依然充满活力的笔，记录下他的情怀。1940年，泰戈尔出版了诗集《在病床上》，1941年初又出版了两部诗集——《恢复集》和《生辰集》。在这些作品中，泰戈尔以谦逊平和的心境表达了自己对工人、农民、渔民等普通劳动者的景仰和赞美之情，他希望能有一位新时代的诗人走进劳动者的生活之中，为人类带去崇高的品质和永恒的福音。
同时，泰戈尔还以重病之身口述了许多民间故事、童话和寓言，并把它们结集为《故事与诗》于当年4月出版。这部集子充溢着奇思异想，闪耀着绚丽的文采。
1941年4月14日，孟加拉的新年即将来临，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发表了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由于身体虚弱，他请人代读了题为《文明的危机——80岁生日述怀》的演讲稿。诗人在文中追忆了自己在青年时代赴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