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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告别坦克

    大战结束鼓人心,世界人民齐欢庆;

    痛惜国会大裁军,挥泪告别坦克兵。

    1918年11月11日,经过四年多激烈、艰苦、漫长的鏖战,造成三千万人伤亡和数千亿美元损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德国的投降而宣告结束。美国虽仅参战一年多,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损失32万余人,其中11.5万人阵亡,20.6万人负伤,4500人被俘。各参战国的人民都举行隆重的仪式庆贺战争的结束,欢庆和平的降临。《芝加哥论坛报》的头版标题就是“让战士们立刻回家吧!”在纽约,人们高唱着:“我们不要成肉,我们要的是莱茵河的一席之地。”

    但此时此刻的巴顿却显得与众不同。他在战争中因表现勇敢而受到上司的表扬,从上尉晋升为上校,并获得“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但战争的突然结束却使他感到一时难以适应,甚至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觉得现在又回到了“愚蠢的、地狱般的世界,生活失去了意义”。他热爱战争,在战争中体会到快意、乐趣、刺激和紧张。他喜欢这种紧张的战争生活,并将自己与战争融为一体。他因受伤未能赶上最后几天的战斗而感到万分悲痛。离开了战争,他觉得自己的存在似乎已经失去了价值。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巴顿之所以如此地热爱战争,主要是出于对自己个人荣誉和地位的追求,把战争看成是达到本人理想地位的手段。他不同于狂热地鼓吹和宣传战争的“战争贩子”,也不同于老罗斯福式的“好战的鹰派”。关于这一点,传记作家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曾作过精彩的解释。他在《巴顿将军》一书中写道:“他对战争的热爱,并没有什么玄妙的或地缘政治的论据。它并没有思想基础,也没有马基雅维里或黑格尔派哲学家所接受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循环论。巴顿完全出自崇信一种体理的甚或荒唐的观念,乃至上了痛,达到狂热无羁的程度。这一点,在军人中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军人中,即使那些最伟大、最有成就之辈,也没有几个人是赞美战争的,而多数军人都持与谢尔曼一样的观点,认为战争是灾难,战争的虚荣纯粹是浮光掠影。”他又写道:“巴顿热爱战争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他所具备的特殊而又有限的才能注定自己要献身给战争……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他相信,他的一辈子只有去搞一项狭窄的专业才能有出息,这就是他公开承认的选择军人职业的原因。”

    虽然他还像战时一样以铁的纪律要求部队,并进行严格的训练,但他情绪低落,兴趣索然。布雷恩带着美国制造的坦克抵达法国,但为时已晚,赶不上参战了,但这些坦克却成了巴顿的试验品。巴顿对坦克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编组,在坦克里安装了无线电话,以便运动中进行通信联络。他还制订了集中使用坦克突破敌人防御,向敌纵深发动进攻,一举摧毁其指挥中心的战术。这种战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军广泛地使用。但是,巴顿没能够像英**事理论家富勒和利德尔一哈特一样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理论上的探索不是他的专长,而横刀立马、驰骋疆场则是他的宿愿。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总结。

    巴顿广泛收集英法军队的坦克兵训练材料、战例研究报告、坦克作战材料等等,加以认真研究,以拓展对坦克作战的理解力。他还收集各种嘉奖令,希望从中学习如何驱使部下英勇作战的技巧。他撰写论文,澄清自己的思想,向参谋学院的学员和坦克兵的官兵发表演讲。

    巴顿甚至还对自己之所以在士兵中拥有威望一事进行了总结,认为其重要原因,是他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场合,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躲在安全的后方,很少上前沿。例如,圣米耶尔战役中他孤身带领坦克穿越不知是否埋有地雷的埃塞大桥一事,在士兵中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妻子对他的这种英雄气概也十分佩服,她在来信中写道:“你实现了我一直对你寄予厚望的男子汉气概和勇敢无畏的理想……我对你的期望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高,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始终如一。”

    潘兴长期没有与尼塔见面了,两人的感情逐渐冷淡下来。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们便结束了这个非正式的婚约。但两人毕竟有过一段难忘的记忆,所以在巴顿的安排下,两人在伦敦见了面,友好地分手了。他们都表示,一辈子永过单身生活。

    1919年2月,巴顿率部乘火车前往马赛,然后从那里坐船回国。法国马赛基地司令为美军这支部队严整的军容和严明的纪律所震动。上船后,巴顿十分关心士兵的食宿条件,为此又忙碌一番。3月中旬,船队顺利抵达纽约。此时对于巴顿来说,一场令人振奋的大战已完全变成了历史。

    回到美国后,思念亲人的情绪像烈火一样燃烧着巴顿,他觉得自己似乎已有一个世纪未同家人见面了。他摆脱了记者的纠缠,拒绝了任何邀请,匆匆地赶回家与妻子见面。几天后,他又与家人团聚了。回国后,巴顿的部队被调到马里兰州的米德军营。该地位于巴尔的摩和首都华盛顿之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门开设的坦克兵军营。原在宾夕法尼亚州科尔特军营受训的坦克兵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中校的指挥下,与从法国返回的坦克兵合编,并转至米德军营。

    巴顿离开美国近两年了,美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战期间,美国由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成为世界一流强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机械化和城市化过程基本完成。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进步运动已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打上深刻的烙印。劳工力量不断壮大,成为美国政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妇女获得了选举权;禁酒运动取得了成果;清除**、维护公益的斗争已初见成效。这些都为20世纪20年代的“柯立芝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巴顿对这些变化漠不关心,他眼睛里所看到的是许多老兵退伍令他不快的情景。

    他看到整个美国的军队处在一种混乱和瓦解状态中。几个月前,军人还受到热烈的赞扬,是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勇士,而现在则成了人们的笑柄,甚至受到蔑视和冷遇。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自豪而又信心十足地吹嘘:“我们把战争打到底了,彻底再彻底了。”这使得许多天真幼稚的人们都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该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了。

    当和平主义思潮席卷全球的时候,美国人的表现最为突出。全国各界就美国应保持一支规模多大的军队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国会内,以保守派领袖道奇为首的多数派首先在美国是否加入英法拼凑的“国际联盟”的表决中挫败威尔逊总统的计划,随后便开始大规模地裁减军队。这对巴顿的个人感情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为美国人“忽视历史的教训”而痛心疾首。

    陆军受到和平主义思潮的冲击最大。绝大部分军官恢复了平时的永久军衔。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将军由上将降为少将。巴顿由上校降为上尉,但为时仅一天便又晋升为少校。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几千名正规军军官同时被宣布退役。

    巴顿没有抱怨,也毫不气馁,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作为华盛顿一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参与撰写坦克使用条例